某天晚上,现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陆林从父亲的朋友手中借到了一本司汤达的名作《红与黑》,芮必峰便赶忙借来,并约定好第二天下午就要还。他算了算时间,便和其余6个室友约好,每人只能看两个小时。满两个小时后无论如何都要传给下一个人,他们晚上通宵达旦地在路灯下读完了书,一直到次日下午两点。
南开大学文学院传播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刘运峰同样感慨,1983~1987年自己在南开大学读本科,学校给每人发放4张借书证,每张借书证只能借一本图书。而只能外借4本书根本满足不了同学们的阅读需求,他们只能尽量多地在图书馆内阅读,“所以,如果不在开馆之前就排队占座,基本很难抢到位置。”
刘运峰说,那时候如果有人在寝室里待着“是一件非常让人看不起的事,会承受很大的压力,会被人认为不求上进。”
2015年6月30日,中国高校传媒联盟面向525名在校大学生开展了一项调查,覆盖了27个省(区、市)。调查结果显示,从去年6月至今年6月,除去教辅书籍,37.15%的大学生阅读图书量低于5本,其中6.13%的人课外阅读量为0。
而第十二次中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4年我国成年国民综合阅读量为7.78本。
芮必峰在采访中直言,“我有切肤之痛,现在考上来的学生,一些基本上只读教科书,课外的、真正的经典读得太少,这是现在所有学生的通病。”
芮必峰还认为,这与应试考试制度和社会环境有关,“整个机制太急功好利,只训练如何应试。”同时,他觉得,现在大学生的理想空间被现实挤压,陷入阶段性的混乱在所难免。
刘运峰则认为,大学生大可不必被就业形势绑架,即使从就业的现实角度考量,读书带给人的思辨、表达和文字功底依然会是人才市场上受人追捧的要素。现在大学生都有文凭和学历,真正可以让学生得到认可、在工作岗位上脱颖而出的恰恰是通过读书沉淀下来的能力。
“有些事儿功在事外。”刘运峰说,广泛的阅读对专业学习也是有益的。“就像建筑学最终要掌握的是文化和审美,医学最终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人。专业的理念和人文关怀依然需要在书中获取。”
“人为什么要读书?并非只是工具理性在起作用。”芮必峰说,他并不反对功利性的读书,因为书只要坚持读下去,自然而然地就会“达成人生的修炼”。但更重要的是人生境界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