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分考试，难解医生荒
日前，国家卫计委发布通知，规定院前急救与儿科岗位工作人员可通过加分考试获取执业医师资格，以缓解专业人员匮乏的现状。这项被许多业内人士解读为“变相降门槛”的政策，迅速引发诸多争议。“医生荒”究竟根源何在？与“加分考试”相比，还有哪些措施可以“对症下药”？
【儿科】
现状
专科医院超负荷
综合性医院搭钱多
中午12点，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以下简称“儿研所”)门诊楼二层的候诊区依旧熙熙攘攘。两个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的诊室前，不少家长眼巴巴地望着门外的电子屏，候诊序号已经从“77”陆续更新至“+14”；而不远处的一个哮喘专家门诊，短短半天时间就排到了“61”。
对于从医31年的儿研所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孙吉萍来说，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北京预约挂号平台一个月后都约满了，今天上午门诊看到12时25分，5分钟吃饭，12点半科室例会……”“明天又是门诊加班，无休无止。休息日能够正常休息是医生的奢望！”在她的微博上，类似的工作记录几乎随处可见。
另一家儿童专科医院同样繁忙。公开数据显示，北京儿童医院年门诊量达到337万人次，高峰时单日门诊量屡屡破万——相当于医院最初设计门诊容量的两倍以上。
与专科医院长期超负荷相比，综合性医院的儿科处境又多了几分尴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杉坦言，“儿科能收费的项目少，医疗服务价格又低，如果单纯用运营指标来核算，一定是赤字状态。”而在煤炭总医院，“要不要撤儿科”一度成为全院上下激烈争论的话题。尽管按照要求，全市所有二级及以上医院应当在2011年底前恢复儿科门诊和病房建设，但实际情况并不理想。记者近日从北京医院挂号窗口工作人员处得知，这家卫计委直属的三甲医院，目前依然没有单独设立儿科。
大医院尚且如此，向来“缺医少药”的社区医院就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两年前，退休儿科医生梁桂芳作为“外援”来给朝阳区八里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填补空白”，由于还要兼顾另外两家医院，她每周只能在这里出诊一天，“周围居民其实是有需求的，可人员实在跟不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谁知道还能来几天！”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2012年中国共有执业(含助理)医师261.6万，其中儿科医师仅占3.9%。另有研究表明，2012年中国平均每千名儿童只有0.43位儿科医师，而美国平均每千名儿童拥有1.46位儿科医师。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衡量，中国儿科医师的短缺数至少达到20万。
疑惑
门槛降了，
医疗质量会降吗？
对于卫计委开出的“加分考试”药方，梁桂芳有些担忧，“这等于是降低标准，会让儿科医生丧失职业尊严感，患者也会产生不信任。”在她看来，儿科的专业性特别强，恰恰更需要保证质量，“举个例子，成人用药通常是统一固定的剂量，但儿科用药则需要根据体重、年龄等因素综合考虑，如果不熟练，半天都可能算不准。”
梁桂芳清晰地记得，三十多年前刚参加工作时，儿科并非如此“鸡肋”，“过去，内外妇儿都是大科。”然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财政拨款的减少使得医院开始重视“经济效益”，医生收入也普遍要与“创收”能力直接挂钩，“我们科室挣不了钱，就越来越不受待见，经常连平均奖都拿不到，人才就在那个阶段大量流失。”
煤炭总医院院长王明晓为了稳住“军心”，给儿科量身定做了新的考核标准，“制定一个最低工作量，假如一天50个门诊，每月能达到1000个，那就能拿平均奖的80%，看的越多，拿的越多。”
王杉也在五六年前尝试调整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绩效方案，“儿科不是不高精尖，更不是不忙，所以奖金不再跟收支结余挂钩，而是以过去的工作量为基数，看总出院人数和主要疾病的例数是否有增加。”尽管待遇的提升保住了儿科，但王杉觉得，仅靠医院不计成本地贴钱并非长久之计，更不能改变儿科医师短缺的整体格局，“关键还是要从政策导向入手，让儿科得到足够重视，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主动选择。至于降低门槛，顶多算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过渡方案，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可能给医疗质量和病人安全带来隐患。”
在业内，不少人像王明晓一样把儿科人才“缩水”归咎于1998年的专业调整。当时，教育部以“专业划分过细，专业范围过窄”为由，取消了儿科学专业。1999年起，大多数医学院校停止儿科的招生，“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儿医荒，会考成绩查询，就应当在大学培养环节恢复儿科，从源头上增加人才供给。”
王杉并不反对“开源”，但在具体方案上他有着不同的看法，“本科阶段未必需要分出儿科，这跟国际上的医学教育体系也不接轨。我们更应重视的是毕业后教育，在住院医师培训的层次上强化儿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