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英雄本色

　　一九八○年一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革命中一段插曲的连载故事，使读者耳目一新。在这家一向比较严肃的党报历史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篇故事一共刊登了十五期（从一月一日到二十一日），标题十分醒目——《伍豪之剑》。伍豪不是别人，就是周恩来。

　　一九二七年中国爆发了内战。当时环境险恶，革命者不得不化名进行活动，因为这是关系生死存亡的问题。周恩来在他长期革命生涯中用过许多化名。学生时代，他用过伍豪、飞飞和翔宇等笔名；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他在上海领导反对国民党的地下斗争期间，化名冠生和周少山。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的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在来往的电报中都用化名，以迷惑蒋介石的密码员和译电员。毛泽东化名李得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但是，在周恩来的所有化名中，伍豪最有名。他的敌人，先是三十年代初的国民党，后来是四十年后的“四人帮”，都曾想利用这个名字达到他们的卑鄙目的。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六和十七两日，上海《申报》等报纸刊登了一则，说什么“伍豪等声明脱离共党的启事”。谁？伍豪——周恩来？明眼人一下子就看出这则“启事”是国民党宣传机关策划的一个骗局，目的是诋毁周恩来和瓦解党。如果真有两百多人同伍豪一起退党的话，国民党肯定会如获至宝，大肆宣传，列出全体声明人的名单。国民党没有这样做，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这就越发显出这个骗人的把戏编造得十分拙劣。

　　当时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申报》于二月二十二日在广告栏内刊登了如下启事： 伍豪先生鉴

　　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

　　申报馆广告处启

　　倘若要求登广告者缺少保人，报纸只需要让他提供保人就是，为什么要在报上登这么一个惹人注目的启事呢？启事是发人深省的。其用意显然是要提醒读者注意，并暗示《申报》等刊登的“伍豪启事”纯系捏造。因为，《申报》刊登这则不寻常的启事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伍豪在十八日，也就是在《申报》等刊登那则“伍豪启事”的第二天，马上就给予回答。伍豪送给《申报》刊登的启事——显然是对《申报》的反击。内容是什么，因为《申报》未予刊登，我们无法知道，无从获悉。但是，读者完全可以根据以上事实作出判断。

　　与此同时，同年二月二十七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实报》上登出说明事实真相的“伍豪启事”。这则启事义正辞严地指出：“最近在各报上看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说了许多国民党走狗所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自己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

　　过了几天，三月四日，《申报》又刊登了一个启事：《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启事的全文是这样的：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借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  法大马路四十一号六楼五号 电话：一万三千二百三十九号。乙Ａ1329

　　这个启事中所说的周少山，如前所述就是周恩来在党内用的别名。启事设计严密，措词巧妙。它揭穿了敌人的诽谤，澄清了事实真相；又合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法律，使敌人抓不住把柄。

　　实际上，周恩来早在几个月以前离开了上海。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进入中央苏区。想出用所谓启事、“保人”和请律师代他登报声明的巧妙办法来反击国民党宣传机关的是他的地下党助手们。这件不引人注意的事情，本来只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小插曲，谁知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江青集团却煞有介事地玩弄阴谋诡计，利用当年国民党伪造的启事来攻击周恩来。

　　但是，他们的企图未能得逞。周恩来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向党中央委员会和毛主席作了书面报告，以澄清事实。毛泽东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然而，林彪、江青一伙还不死心，想拿这件事大做文章，企图整倒周总理。周恩来为了澄清是非，杜绝后患，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央召集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就“伍豪启事”这一问题作了一个专题报告，并要求将报告及有关资料作为档案保存在中央档案处，同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保存一份。他采取这一异乎寻常的步骤，是因为将报告列入档案，白纸黑字，就可能制止那些诽谤中伤者再兴风作浪。

　　一九七五年九月间，在周恩来进手术室接受一次大手术之前，他要来了这份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注上签字的日期——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然后，他才让医护人员将他推进手术室。他对手术能否成功，没有十分把握，他这样做是为了不给诽谤者留下任何可乘之机。

　　周恩来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逝世后，江青及其一伙又玩弄卑鄙阴谋。新华通讯社出版的内部刊物《参考资料》接连几星期刊登悼念和追忆已故总理的文章。有一天，它突然转载了香港一家刊物上的一篇文章，诬蔑周恩来“以伍豪之名幕后操纵”“四·一二”事件。这是新华社中拍“四人帮”马屁的人为了诬蔑周恩来有意选登的，显然也得到了“四人帮”中掌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的同意。群众纷纷写信、打电话给新华社，要求对这种含沙射影的可耻做法作出说明。群情激愤，新华社最后不得不在下期刊物上表示道歉，说那是疏忽大意造成的错误。就在这一年，“四人帮”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诬陷伍豪的阴谋也随之彻底完蛋了。

　　一九八○年一月，《人民日报》刊登连载文章《伍豪之剑》，纪念周恩来逝世四周年。它把读者带回到那个国民党恐怖统治的年代。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倚仗北伐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控制了华东的江苏和浙江两省。他突然叛变革命，在上海开始镇压革命工人，继而在全国屠杀共产党人，从而腰斩了一九二四年开始的国共合作，开始了十年内战（一九二七——一九三六），也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这是中国历史上腥风血雨的年代。许多人在马路上被当众砍了头，国民党鹰犬们奉命消灭他们所能捕捉到的每个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漏掉一个。”由于有些软骨头成了叛徒、告密者，尽管共产党已转入地下，还是不断有人落入国民党特务之手。一九二九年山东省国民党当局根据叛徒告密，对共产党地下组织发动了几次袭击，数十名同志被捕。形势危急，要求党迅速进行还击。

　　《伍豪之剑》详细叙述了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担任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对敌人进行反击的经过，他召开了军事会议，制订了行动计划。他的警卫员——一个精通武术的神枪手和另一名助手奉命执行剪除叛徒的任务。隔不多久，身穿长袍、戴着眼镜的周恩来出现在市内一家作为联络据点的古玩店内。他等到最后几个顾客离开后关上了店门。助手向他报告，任务已经完成，他提醒所有在场的人，共产党历来反对恐怖行动，但对这种血债累累的叛徒，不予凌厉之击，何以发展革命！

　　这就是《伍豪之剑》一文的故事梗概。它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周恩来作为党的领导人和组织者是如何同白色恐怖作斗争的——勇敢、镇定、机智，必要时也是毫不留情的。它还说明，为了党的利益，他完全不顾个人安危，将生死置之度外。从他在广州和上海的年代里，以及后来他代表共产党常驻重庆，再次成为国民党暗杀的对象时，都一再表现出他这种英勇无畏的品格。

　　他的这种品格在艰难的长征路上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在长征途中，穿越寒冷刺骨、潮湿泥泞的草地时，周恩来把自己份内领到的最后一点点青稞送给了身患重病的警卫员吴开生，周恩来坚持要那个年轻的战士接受这点粮食，而置自己的生死于不顾。因为，没有了粮食，以后几天，他只得吃野菜，他们有过惨痛的教训，知道吃野菜有可能中毒而死。事实上，周围不断有人死去。但是警卫员吴开生迫切需要营养，哪怕是一点点也好。他先是坚决拒绝，最后还是只得接受周副主席送给他的粮食。

　　有时候，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甚至面对死亡的威胁，也无所畏惧。一九四六年在一架眼看要坠落的飞机中，他把自己的降落伞让给了同行的乘客。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同国民党谈判期间，周恩来经常往返于重庆与延安之间。一次赴重庆途中，飞越秦岭上空时，气候突然变坏。螺旋桨和机翼都挂上了冰，这使飞机载重量大大增加。飞机急剧下降，驾驶员命令抛掉行李，并要机上十多名乘客系好降落伞，等候跳伞信号。周恩来从座位上站起来，背上降落伞，还帮助别人做好准备。在混乱和喧闹中，突然听到了一个女孩的哭声。她是蓍名军事家叶挺将军（一八九六——一九四六）的女儿，十一岁的叶扬眉。她发觉座位下没有降落伞，一想到别的乘客都要跳伞了，而自己没有降落伞，就害怕得哭起来。

　　周恩来急忙跑过去安慰她。他解下了自己身上的降落伞，让孩子背上。随同周恩来参加重庆谈判的中共代表陆定一和其他乘客都十分激动。有人建议，周恩来还是用他自己的降落伞，扬眉人小身体轻，可以同别的乘客合用一个降落伞，周恩来不听。后来危险终于过去，驾驶员发出了“解除警报”的信号。这件关于敬爱的周总理的轶闻，以后到处为人传诵。①

　　一九二四年周恩来从欧洲回国之后，就努力去完成党分配给他的多种任务和应付错综复杂的局面。工作要求他投身于充满危险、需要革命胆略才能完成的事业。而在这过程中，他也获得了并非他刻意追求的荣誉。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发动历史上有名的北伐战争。战争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席卷整个长江流域。革命军攻占了一个又一个城市。当时上海仍在北洋军阀孙传芳的手里。共产党派周恩来秘密前往上海，组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从内部夺取这个城市。一九二六年十月和一九二七年二月举行的头两次起义因为缺乏强有力的领导而失败。

　　当时二十九岁的周恩来，担任中共江浙区军事委员会书记和中央军委书记。他到达上海后，立即着手执行新任务。他和赵世炎、罗亦农领导了第三次起义。当时是三月中，北伐军进逼上海市郊，胆战心惊的军阀孙传芳只注意通往上海的交通要道，完全没有察觉市内发生的事情。周恩来等决定三月二十一日中午举行总罢工，然后采取武装行动占领市政府。

　　根据周恩来和他的战友制订的行动计划，将上海划分为七个区，同时发动起义。他亲自领导由五千名坚定的产业工人为先锋的武装进攻。这五千名工人大多数参加过头两次起义。很快，他们的起义队伍就扩大成几万人。虽然面对强敌，力量悬殊，刚发动进攻时，他们手里还不到两百枝步枪，但是，他们的奇袭仍使敌人大为震惊。因为起义者缺少武器弹药，他们采用一个十分聪明的办法——在空汽油箱内放鞭炮，模仿机关枪的声音，以壮声势。经过三十小时英勇顽强的战斗，起义者包围了全市各警察局和其他据点，彻底挫败了敌人。第二天下午六点，当局被迫投降。周恩来和他的队伍占领了上海。

　　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充分说明，周恩来是位杰出的战略家。数月后，在另一次起义中，也就是在著名的南昌起义中，他又显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南昌起义背景不同，规模更大，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中国工农红军从此诞生了。

　　占领上海的工人接管了军阀政府，但后来被自己的同盟军出卖了。蒋介石的军队开入市内，对他们发动了进攻。蒋介石就这样肆无忌惮地破坏了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合作，转向反革命。

　　从四月十二日起，上海变成了屠场，周恩来和他的战友们转入地下。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在马路上横遭屠杀，或成批地被逮捕就地处决。赵世炎被国民党逮捕，于七月十九日遇害，罗亦农也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被害。周恩来在地下党工人的掩护下幸免于难，躲过了大搜捕。

　　周恩来趁国民党不备，逃出上海，搭船到了武汉。他在武汉停留了一段时间后，兼程赴南昌，开始进行下一个重大行动。周恩来受党的委派，在七月底到达南昌，领导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反对国民党。南昌起义以实际行动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它是共产党为挽救革命而第一次独立发动的武装斗争。

　　周恩来在上海武装起义中表现英勇顽强，使他名扬中外。周恩来这三个字成了革命起义的同义词。四月以后，国民党不遗余力地到处搜捕他。周恩来化装离开武汉，沿江顺流而下，经九江转道去南昌。随行保护他的是一位名叫陈赓的忠诚同志。他们于七月底安全抵达南昌。朱德当时担任南昌公安局局长，所以一切十分方便。他和周恩来是亲密战友，五年前他们在德国柏林一起从事革命工作。朱德把秘密来客安顿在花园角四号他的私人寓所内。他们在那里非常安全，不会受到讨厌的密探们的注意。

　　周恩来是起义领导人，但用的头衔却并不显眼，称作“前敌委员会书记”。他到达南昌后立即着手工作。七月二十七日他在江西大旅社（后来成为起义的指挥部）召集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前敌委员会委员开会。他们讨论了当时的局势，认为情况对起义非常有利，决定于七月三十日深夜发动起义。

　　驻扎在南昌附近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公开表示对蒋介石不满，同情革命，准备投身共产主义事业。因为贺龙那时还不是党员（起义后，贺龙被吸收入党，周恩来亲自出席了他的入党仪式），没有请他参加在江西大旅社召开的秘密会议。第二天周恩来亲自拜访贺龙，把他当作知心朋友，向他吐露机密。贺龙欣然同意参加起义，并把军队交给周恩来指挥。他对周恩来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我就怎样干。” 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一九二四年从苏联回国后参加了共产党）指挥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加上朱德指挥的第三军的一部分，共三万多人，实力可观，无论在人数上、士气上，还是战斗准备方面，起义部队都超过他们的对手；国民党军队只有一万多人。

　　看来一切都安排得很好。然而，政治立场右倾并对发动起义惊恐不安的张国焘于七月二十九日以“临时中央代表”的身份从九江再次打电报给周恩来说：“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我到再决定”。周恩来与起义指挥部的同志们商量，他们决定不理睬张国焘的干扰，一切按计划进行，只是把起义的时间改到八月一日凌晨。张国焘在三十日晨匆匆赶到南昌，又要求修改起义的宣言。这显然是拖延起义行动的一种策略，遭到周恩来和其他人的坚决反对。

　　贺龙被任命为起义军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革命军在预定时间准时发起进攻。公安局长朱德作出了极其可贵的贡献。他在起义发动前几小时，把国民党高级军官邀去吃晚饭，饮酒作乐。他们被钉在了豪华的晚宴上，动弹不得。交火后五小时，战斗停止，敌人放下了武器。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上午九时，庆祝起义成功，成立了由二十五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中有周恩来、贺龙、叶挺、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等。国民党反动派纠集军队包围了南昌，企图消灭起义部队。起义部队于八月三日开始退出南昌向南挺进，准备攻占广州和广东省其他重要地区。南进没有成功，但是，南昌起义产生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不久，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根据地不断扩大，革命军队迅速发展。嗣后，工农红军在十分艰苦的形势下为保卫根据地而战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一直进军到陕北，在延安建立了新的总部，开始在抵抗日本侵略中发挥关键作用。

　　中央红军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的长征从南方的江西腹地出发，一直走到西北的黄土高原。在这期间，周恩来得了肝脓疡，有一段路程他只好躺在担架上由别人抬着行军。长途跋涉对每个人，无论高级领导人还是普通战士，都极其艰难，其艰苦程度常常是超过了人体所能忍受的程度。让别人用担架抬着走周恩来感到受不了，虽然他作为总政治委员和党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完全有资格受到这样的照顾，因为他无力走路，更不用说行军了。但他对革命是极其重要的人。使他最不安的是，同志们弯着腰用衰弱无力的肩膀抬着帆布担架，要付出多么巨大的体力消耗。他时时坚持要自己走，但他的伙伴们同他一样坚决，非要抬着他走。后来，抗战期间他在重庆担任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时，也拒绝乘坐人抬的滑杆——当时在四川这是一种很普通的交通工具。

　　在这段长征途中，为周恩来抬担架的人当中有杨立三，一位负责军需的将军（一九○○——一九五四）。解放后不久杨立三去世时，周恩来参加了他的葬礼，并亲自抬棺。这体现了他们私人之间的友谊，或许也是对昔日恩情的报答。其实他这样做，是出于某种比友谊和感激之情更高尚的动机。这是他向一位在极端困难的时刻无私地献出自己的一切的同志表示深深敬意的方式。

　　下一个使周恩来引起世界注意的事件，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西安事变。在这次事变中，蒋介石被他手下的两位将军张学良和杨虎城劫持。张、杨分别统帅国民党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当时日本已侵占了中国东三省，大举增兵华北。但是，蒋介石却下令继续同共产党作战，对日本实行不抵抗政策。这个政策引起爱国将领的极大不满。张、杨两位将军再三恳求蒋介石改变反共内战政策，都遭到拒绝。最后，他们实行兵谏，扣押了“委员长”，逼他抗日。

　　他们邀请共产党派代表去西安参加三方谈判——蒋介石、两位将军和蒋介石的死敌共产党。周恩来作为共产党代表，立即搭乘张学良派来的专机飞往西安。此后举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谈判，促成了第二次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联合抗日。共产党人将民族利益置于党派恩怨之上。周恩来练达高超的外交手腕，促使微妙的谈判取得了成功。从此以后，他成了共产党的首席代表，负责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常常要进行紧张而激烈的交涉。

　　周恩来不再需要象早年那样从事地下秘密活动了。从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起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九）爆发，周恩来作为外交家和谈判代表同他的主要对手打交道，进行公开合法斗争，以光明磊落又针锋相对的态度来对付对方的阴险勾当。周恩来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作为革命者，他忠于信仰，但不死搬教条；作为谈判者，他坚持原则，而又灵活机动；作为外交家，他立场坚定，而又通情达理；作为行政长官，他要求自己同要求下属一样严格。正因为周恩来具备多方面的才能，他于一九四九年十月理所当然地被选中担任新中国的总理。当时他五十一岁，比毛泽东小五岁，比邓小平大六岁。

　　为了治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周恩来日理万机，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几年，尤其如此。他必须给在朝鲜同金日成的部队并肩抗击美国侵略军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筹运军需给养，保证战斗的进行。与此同时，他又要采取种种措施来医治由于长期战争而受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尽管如此，事无巨细，他都一一过问。

　　解放前，有人把两件中国书法珍品作为抵押向香港某银行借贷，规定赎回的期限是一九五一年底。因物主无力偿还贷款，眼看这两件稀世珍宝有落入一些精明识货的国际艺术收藏家之手的危险，他们正想用高价将这两件珍品弄到手。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要不惜一切代价赎回这两件国宝。这两件书法珍品——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和北京收藏的另一件书法珍品（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统称为“三希”。现在，这三件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的墨宝全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在当时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但是周总理当机立断，迅速收回了墨宝。这件事对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因为共产党刚掌权，人们不知道他们对中国的文化遗产究竟采取什么态度。这件事使人放心了。

　　事实上，在全国解放前夕，甚至在执掌政权以前，正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追击蒋介石军队时，周恩来就注意到保护重要古迹免遭兵燹的问题。在解放军高级干部参加的一次会议上，他以总参谋长的名义向部队发布命令，要妥善保护藏有许多珍本、善本书籍的宁波天一阁和吴兴嘉业堂，使之免遭破坏。根据他的建议，专门编印了一份《全国古建筑文物简目》，注明了名称和地点，印发人民解放军各部队，要他们注意保护。

　　然而，有时为了更大的利益，需要拆除某些古迹时，他同样果断地采取行动。一九五四年，由于交通事业的发展，北京一些狭窄街道上的牌楼严重阻塞交通，常常造成事故。问题提到国院会议上讨论。有人主张把牌楼全部拆除，有些人则强烈要求保留。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一九○一——一九七二）声泪俱下地请求保留那些牌楼。最后，只得由主持会议的周总理作决定。周恩来青年时代爱好写诗，他先引了两句唐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然后指出：“保留派”留恋“黄昏”，而没有考虑到城市建设的需要。主张拆除的人得胜了。不过，一对被认为有艺术价值、值得保存的东西四共八个牌楼，拆除后重新安置在陶然亭公园内。这样一来，这件事解决得使各方都满意。

　　全国解放后不久，前文提到的张鸿诰到北京看望当了总理的老同学。他们两位上次见面还是在二十年前的一九三○年。那时，周恩来刚从苏联回来，在去上海途中曾在哈尔滨作过短暂停留。

　　在中南海的总理办公室里，他们畅怀叙旧。周总理很喜欢同南开同学一起回忆往事，自然也谈起他们的老校长张伯苓。周恩来很怀念母校，后来说过，他感谢南开中学给他那些启蒙的基本知识，使他可能寻求新的知识，接触新的知识。  注【这架飞机载有周恩来和参加一九四六年一月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飞机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日从延安起飞时，天气很好，但在飞越秦岭时，遇到了寒流。机上十多位乘客中最年轻的叶扬眉非常激动，因为她就要同被国民党关了五年、刚刚释放的父母亲团聚，还将第一次见到在狱中诞生的小弟弟。两个月后，叶挺将军和他的家人，包括叶扬眉在内，在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而遇难。（见《一次难忘的航行》，《人民的好总理》第248-2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张伯苓是个爱国的教育家，从一九○四年创办南开学校起，从事教育事业四十多年，桃李遍于海内外。抗日战争期间，他坚决主张抗日，但政治上倾向于国民党。周恩来和张伯苓虽然政见不同，但他很尊敬老校长。在重庆期间，周恩来和邓颖超经常去南开中学拜访张伯苓，向老校长解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分析抗战的形势。但是，因为张伯苓很迷信蒋介石，两人话不投机，为了蒋介石常常吵架。一九四八年，张伯苓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国大”，后来出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替蒋介石“跑龙套”（张伯苓语）。不久，他因不满国民党的腐败统治，避居重庆。一九四九年初，周恩来从傅作义将军处得知张伯苓的情况，便托人通过香港捎信给他，希望他不要去台湾。南京解放后，蒋介石逃到重庆，曾两次亲自到张伯苓家中，劝他去台湾。周恩来的信帮助张伯苓下决心留在大陆。重庆解放后，周恩来听到张伯苓没有走，希望北归的报告后，就派飞机把张伯苓夫妇接到北京，后来又安排他们回天津定居。一九五一年张伯苓去世时，周总理专程去天津，向老校长表示一个学生的悼念。他对于张伯苓的一生做出了肯定的评价：“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注【1957年4月11日《人民日报》。】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日，周恩来驱车去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国际闻名的地质学家、地质部长李四光的追悼会。正是他的这位同事和好友为中国发现和建成著名的大庆油田做出了最大贡献。但是，当时窃居高位的林彪和江青公然诬蔑开追悼会是“四旧”，改为举行所谓“告别仪式”，又借口“从简”，不准致悼词。

　　倘若不举行追悼会，就不用致悼词。为什么？周恩来想知道。为什么对李四光要例外？这样做为什么事先不同他商量，也不报告国务院呢？他显然很生气。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封李四光女儿写给他的信，没有征求李四光的遗孀和女儿的意见，直接问主持仪式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其他负责人，他们是否同意让他念一封信来代替悼词，他们全都同意。出席追悼会的人全体肃立，哀乐奏毕，周总理走到扩音器前，他用肃穆而低沉的声音代表国务院讲话，为没有准备一份适当的悼词来追念这位对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的人而表示歉意。他说，他不知道是否可以用地质学家的女儿李林同志给他的一封信来代替悼词，以弥补这个缺陷。李林生于一九二三年，是李四光夫妇的独生女，曾获得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本人也是科学家。

　　李四光（一八八九——一九七一）曾希望自己能多活几个月，以完成周总理亲自交给他的地震预报方面的研究任务。李林的信详细叙述了李四光在一生的最后二十年中，能为祖国做些有益的工作的那种欣喜的心情。信上说，李四光对党和政府给予他的一切帮助和照顾深表感谢。他很想同周总理谈谈他对发展中国科学工作的想法，但他想到总理太忙，不忍心打搅他。李四光总想找一个机会再和总理谈，但是遗憾的是，还没有来得及讲，他就去世了。李林在他父亲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张纸条。周总理念到这里，提高嗓门接着念李四光的遗言：

　　“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的困难，去打开这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它为人民所利用。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而是走资本主义陈腐的老路，把地球交给我们的珍贵的遗产——煤炭之类内容极其丰富的财富，不管青红皂白，一概当做燃料烧掉，不到几十年，我们的后代，对我们这种愚蠢和无所作为的行径，是不会宽恕的，……。”

　　他念着念着，突然停住了。因为信的下面谈到了周总理本人，有一段感谢周总理和夫人邓颖超的话。李林在信中说，她父亲曾告诉全家，周总理对自己要求过严，每天工作二十小时，每周七天，天天如此，没有休息。她恳求周总理为了国家多保重身体。周恩来把这一段话全部略去了。

　　周恩来和李四光是四十年代在重庆相识的。他们在那段时间里只见过两次面，因为常去拜访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可能会给李四光带来麻烦。尽管他们之间接触时间不长，而且隔很久才见一面，彼此却有所了解，因而能坦率交换对政治问题的看法。周恩来觉得李四光鄙视蒋介石。那时，蒋介石采用高压和诱骗两手拉拢著名学者去粉饰他的政权和追随国民党的路线。但是，李教授拒绝了蒋介石要他在政府中任职的要求。各种威胁接踵而来，甚至他可能受到迫害。于是，周恩来建议李四光出国暂避一时。

　　李四光教授和夫人终于在一九四七年年底离开中国，到他多年前留学的英国避难。他出国去欧洲有现成的借口，因为他刚收到世界地质学会的邀请，请他于第二年夏天出席在英国首都召开的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

　　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在伦敦阿尔伯特纪念堂召开。这次会议距战前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十七届学会已十一年，李四光教授代表中国向大会提出了一篇关于地质力学的论文。大会结束后不久，他到英国南部海滨疗养地伯恩默思隐居。李四光想，伯恩默思宜人的海洋性气候也许对他和他的妻子的健康有好处。李四光患冠心病，他妻子患慢性高血压病。他们在这海滨胜地期间，国内的形势发展很快，胜利消息频传，令人鼓舞，李四光夫妇开始谈论起回国的问题。一九四九年八月李四光突然接到一位朋友陈西滢打来的电话，陈西滢同国民党政府驻英国大使馆有联系。

　　他通知李四光：“你的名字列入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名单。台湾已指示驻英大使馆采取行动。大使馆要你发表声明，拒绝共产党政府给予的政协委员的职务。如果你不发表这个声明，大使馆很可能通过英国当局把你扣留在这里，然后送往台湾。”陈西滢还通知他，国民党大使可能要亲自去伯恩默思对他施加压力。

　　刻不容缓。李四光收拾了几件衣物，连夜赶到附近的普利茅斯海港去，由那里换乘一艘货轮渡过英吉利海峡到了法国瑟堡。临走前，李四光留下一封写给国民党大使的信，内容大致是：他拒绝发表那个声明，他要回国。信上还劝告那个大使认清形势，不要再为蒋介石效劳了。

　　在李四光匆匆离去后的第二天，国民党大使馆果然派人来到李四光下榻的伯恩默思旅馆。此人听说教授已经离开英国，皱起了眉头，一脸苦相，然后拿出一张五千美元的支票。他还向李夫人透露了国民党要扣留李四光的企图。李夫人当即把教授留下的信交给来人，并拒绝接受国民党的美金。两星期后，李夫人收到李四光从瑞士巴塞尔城寄来的信。两人在瑞士会合后，启程回国。

　　一九五○年五月六日，李四光夫妇回到了祖国首都北京。第二天下午，周恩来总理就到他们下榻的旅馆探望。尽管他公务十分繁忙，他还是同他们在一起畅谈了三个小时。自从李四光教授离开伯恩默思后，总理就不知道教授的行踪。直到最近，他才得到消息说，他们夫妇不久将到达香港。他马上派人去香港迎接，安排他们来北京。当时曾谣传李四光不会回国了，说他已去了台湾。但是，周总理对教授的信任没有动摇，他坚持把解放后中国首届地质工作会议推迟到李四光回国后再召开。

　　周总理在北京与李四光夫妇谈话中，建议他们去医院彻底检查一下身体。他对教授说：“你有心绞痛毛病，是不是？肺病怎么样了？再也不用担心了，因为现在我们有了最好的医疗条件。”周总理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他想起在重庆时期，李四光因为付不起药费很少去医院看病，以节省微薄的收入以备不时之需。周总理坚持李四光教授在担负新职前，第一件事情是请医生检查身体，然后好好休息一下。接着，他对李夫人说：“淑彬也一样，也得检查一下，治一治高血压。”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帮助有困难的同志，这是周恩来最突出的特点。但是，在他生前，他从不允许别人写文章表扬他在革命中的作用和他的优秀品质，那怕是一两句隐约赞扬他的话都不许发表。直到他逝世之后，人民才进一步了解周恩来，才知道他做过的但并无记载的许许多多好事。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常常费尽心血设法保护和拯救那些从广州时代起到长征到延安时代长期为党工作的革命老干部。那时，除毛泽东外，他处的地位最有可能制止或减轻林彪和江青集团对老干部的打击和迫害。

　　抗美援朝战争中最后一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一九一二——一九八三）的遭遇就是一个例子。

　　杨勇一九五八年从朝鲜回国后，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和江青一伙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他们把这位解放军老干部投入监狱达六年之久。后来，周总理派飞机把杨勇接到北京，名义上是为他治病，实际上是把他保护起来。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杨勇重新工作，一九七七年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一九八三年逝世时是党中央书记处书记。

　　不仅仅老干部受到周总理的保护。只要他看到或听到什么重大的不平之事，就会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例如，一九七三年他纠正了北京清洁工人时传祥的冤案。时传祥从小到大一直干掏粪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天江青集团突然下达了一个使人难以置信的命令——不许时传祥再干这个工作。事实是，他工作干得出色，因此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同国家主席刘少奇握过手、照过像。根据江青一伙的逻辑，一个人能同他们称之为“走资派”的刘少奇握手，那么此人必定是大坏蛋。因此，这位掏粪工人被斥为“工贼”，赶出了首都。

　　这种指控真是荒谬绝伦，老模范被逼疯了，话都讲不出了。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周总理在听取北京市公用事业局党委书记汇报工作时，关心地问起时传祥。当听到时传祥受迫害的情况时，周总理非常气愤地说：“难道‘文化大革命’要打倒一个掏粪工人吗？”人们知道，周总理是不大发火的，这是少见的一次。他指示公用局党委书记到时传祥的山东老家去，代表党组织向他道歉，请他回北京，给他治病。于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这个悲惨事件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周恩来一生中经历过数不清的艰苦、复杂的斗争，但是最艰难的时期还是“文化大革命”。他既要注意不使国家分崩离析，又不得不设法保护干部免遭恶毒的攻击，还得防范对他本人的明枪暗箭。他总是考虑到问题的各个方面和各种可能性，甚至想到一个同志被逼得无路可走时可能寻短见。办事细致周到是周恩来的一个突出的特点。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习仲勋从一九五二年起到一九六二年，一直是国务院秘书长。在调北京工作以前，他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在一九六二年夏天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突然发现祸从天降。他被指控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被扣上“反党大阴谋家”的帽子。后来，习仲勋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缅怀周恩来的文章《永远难忘的怀念》中指出，策划和煽动攻击他的又是那位自封的“理论权威”。

　　谁是这位莫测高深的“理论权威”呢？直到一九八○年夏天人们才知道他是谁。中国报刊广播中在提到这位神秘人物时，还常常用另一个称呼：“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有时候在“顾问”前还加上“首席”两个字。一九六六年，“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刚成立时，陈伯达是组长。江青是第一副组长，有两个顾问：一个是陶铸（一九○八——一九六九），另一个是康生（一八九八——一九七五）。当时，陶铸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是第四号人物。在担任此职前，他是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一九六七年，因为他不同意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被作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而赶下台。陶铸被林彪一伙投进监狱，并将他单独监禁，不准与外界接触。他于一九六九年被迫害致死。陶铸同许多其他受迫害的老干部一样，死后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康生是江青一伙十分敬畏的人物。他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发了迹。“文化大革命”前，他只是个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爬到了党的最高领导层，成了政治局常委。江青垮台以后，人们不屑于再提起他，即便提起也都带着鄙夷的口气，因为在这惨痛的十年间，许许多多卑鄙丑恶的勾当都可以追溯到他头上。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陷害习仲勋的就是康生。真是晴天霹雳。周恩来的这位亲密助手完全惊呆了，有口难辩，无法自卫。在这位“理论权威”的煽动和挑唆下，人们在会上纷纷对他加以指责。更糟的是，毛主席主持会议时念了康生递给他的一个条子：“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至于毛主席是同意这种说法呢，还是仅仅转达一个与会者的意见，那就很难说了。不管怎样，这句话被康生大肆宣扬，后来又被当作“毛主席语录”加以引用，被那些无耻小人用来当作武器。习仲勋出了问题，实际上等于被赶出了中央委员会。

　　“文化大革命”前，整整十年间习仲勋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主管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们星期天也不休息，利用它来处理繁重的工作。一九五九年，国家遇到严重经济困难，粮食和副食品实行定量供应。成年人每人每月粮食定量为二十五斤到三十斤，体力劳动者另外加几斤。周总理把自己的粮食定量定得很低。所以，当他和邓颖超请朋友来家吃饭时，总是提醒他们自带粮票。位至总理，也不能不对自己少得可怜的口粮标准精打细算。  注【梁吉生：《张伯苓先生与周恩来总理》，《张伯苓纪念文集》第9-14页，南开大学出版社。】

　　为了改善机关干部的生活，总理建议各单位都建立自己的生产基地，种粮食、蔬菜，养猪、养家禽等等。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习仲勋秘书长先后指示国务院机关和其他政府部门及党组织，让全体干部每年轮流到本单位农场去劳动一段时间，生产农副产品来补充他们的食物。习仲勋回忆说，这对改善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困难时期的生活起了很大作用。

　　在一位真心实意关心下属的领导人手下工作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光荣。习仲勋不计较工作辛苦劳累，因为他乐于同周总理分担在首都工作的甜酸苦辣。现在，因为他在中央委员会上受到处分，这一切将不得不结束了。

　　他需要时间仔细思考对他的指责。他向周总理请假，要求给他时间准备写材料，换句话说，就是写“检讨”。他灰心丧气地回了家。在家里，习仲勋陷入极度痛苦中。这时，周总理来电话请他过去谈话。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当时也在场，陪周总理一起同他谈话。他们说，他们不仅仅是代表他们自己，而且也是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找他谈话的。

　　性格开朗奔放的陈毅元帅设法安慰习仲勋说：“我犯的错误比你还大，改了就好，要努力振作起来。”周总理也对他关心备至。他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你是信任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周总理握着习仲勋的手又说道：“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习仲勋泪流满面，他充分领会周总理最后这句话的意思，说：“总理，您放心，这点我还不会。”

　　可是，周总理还是不放心。他打电话给习仲勋的夫人齐心，要她请几天假留在家里陪她丈夫，留意他。总理叮嘱她，一定要防备习仲勋有一念之差。

　　习仲勋被免职后日子很难过。到了一九六五年，他终于被分配到河南洛阳一家工厂中担任副厂长。事情最后弄清楚了，所谓《刘志丹》事件完全是康生捏造陷害习仲勋的。江青集团垮台后，他被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工作得很出色。如今，习仲勋是政治局委员，是中央领导机构中的重要一员。

　　周恩来从一九四九年搬进中南海办公到一九七四年因病住院，大部分时间是在他极为简朴的办公室中度过的。办公室里只有一座毛泽东的半身塑像，几乎没有什么装饰物。靠墙排满了书柜，他的写字台是宽大的，但是看上去已经相当旧了。三张长方桌接成一张长会议桌，还有几把椅子。这些就是他办公室内的全部陈设。在他长期任职期间，他仅有的一件新家俱是毛主席在一九七二年送给他的一张沙发椅。因为，当时周总理已患病而又拒绝进医院，毛主席想，这张椅子可以帮助总理消除长时间工作的疲劳。除此以外，周总理办公室内的陈设同他刚搬进中南海时完全一样。甚至连总理办公室值班秘书供一般群众打进来的电话号码也一直没有变过，尽管曾经有人想变换一下这个电话号码，电话局中某个自作聪明的干部认为外面打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太多，建议改一下电话号码，或者不要把这个号码印在电话号码簿上。他很快就受到周总理的批评。总理说，这位同志真会想办法割断我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周恩来的办公室在中南海西花厅，过去是清朝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的官邸的一部分。辛亥革命后，军阀袁世凯和段琪瑞都使用过这个地方。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这座院落已很破旧。但是周总理认为稍加整修，还是可以用作办公室。他绝不肯把他周围的一切弄得排场十足。除了绝对必要的开支外，他不同意多花国家一分钱。因此，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兴建“十大建筑”的计划送他审批时，他坚决从计划中划去一项工程——兴建国务院办公大楼。他对习仲勋和各位副总理说，只要他当总理，就不允许建造这样的办公大楼。他对国家的开支掌握得很紧，手下一名工作人员利用他出国的机会整修了一下他的住所，后来还遭到了他的严厉批评，而事实上这所房子也确实该修了。

　　西花厅的灯光从日落一直亮到天明。周总理在午饭后开始工作，工作整整一下午，只在吃饭时休息一下，晚饭后从八时起又投入工作，一直到他把公务处理完为止。他从不抽烟，手边总放着一盒清凉油，累了就在太阳穴上擦一点，刺激一下疲劳到极点的神经，清醒清醒。他每天批阅公文要用好几支削得尖尖的铅笔，但是更喜欢用毛笔。由于困极了，他有时不免在纸上留下几个多余的墨点。当他在午夜之后还必须长时间地修改或起草文件时，他就不时用热毛巾擦擦脸，振作精神。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睡眠的时间比过去更少了，因为有许许多多无法预料的事情要他操心。他极度疲劳，常常在参加会议的来去途中，在汽车上坐着就打起盹儿，连吃饭也没有准时间。他越来越瘦，脸色越来越苍白。秘书、工作人员、司机和医生护士都很着急。他们企图说服总理放慢工作节奏，但是没有用。于是，他们决定“造反”。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他们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他办公室门上： “周恩来同志：

　　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从而你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周总理第二天写了八个字作为回答：“诚恳接受，要看实践。”两天后，邓颖超又提出五条补充建议，写成小字报，并签上名，贴在这张大字报下面。来看他的人，包括李先念、陈毅和聂荣臻三位副总理，看到这张大字报，都表示赞成，也签了名。它是那个时期最值得怀念的一张大字报，表现出被批评的人和大字报作者之间平等交换意见的感人情景。虽然周总理身上的压力并没有减少，但他在这种对峙中似乎占了上风。年龄常常被人们当作少做工作的借口，然而周恩来却把它作为多做工作的理由。一个人年纪越老，能工作的时间就越短，必须抓紧——他总是这样为自己辩解。

　　周总理每天大部分时间是在办公室中度过的，偶尔在晚间抽出时间出去视察。有时他的助手预先通知被视察的单位，有时他们不能事先打招呼，因为他们自己也是最后一刻才知道总理要到什么地方去。一天晚上，在商店快关门的时候，周总理来到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商店经理一听说他要来，马上通过广播员宣布：“顾客同志们，今天晚上，我们商店有任务，请提前退场。”话音未落，周恩来已从边门走进商店。他握着商店经理的手，亲切地责备说：这是你干的吧！你看看，你这个人哪！他谢绝了经理邀请他先去会议室休息一会喝点茶，立即开始了视察。

　　周总理夹杂在顾客中，一直走到自来水笔柜台前，请售货员递给他一支自来水笔，并问是否可以用笔蘸墨水试一试。柜台里的售货员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是什么人，他正专心致志地打算盘，结算一天的货款，也许已经在想着回家了。他只是点了点头，也不搭话，甚至懒得抬头看一看。周总理用笔蘸了墨水在一张纸上端端正正写了三个字——周恩来。谁也不知道这个楞住了的售货员当晚是否把帐算错了。

　　周总理又走到卖剃胡刀片的柜台前，同售货员们谈了起来。他请售货员向生产厂家反映他的意见。他笑着说，请转告他们想办法提高刀片质量，因为刀刃太钝，象我这样的胡子就不好用。长征时期周恩来蓄有浓密的大胡子。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爆发，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蒋介石和张学良、杨虎城举行的三方谈判。当时他仍留着胡子，朋友们都称他“大胡子”。

　　他的胡子长得特别快。有一次，毛主席指示，要他到大连海滨疗养。他手下的保卫人员建议他把胡子留起来，以免在海滩上被人认出来。周总理认为这个主意荒唐可笑，并对他的全体随行人员讲了一番“胡子和警卫”的道理。他对他们说，设置很多保卫人员，不让群众走近，不让他与群众接触不对。他强调指出，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安全保卫工作才能真正做好。他笑着说：“我？总理？人民公仆要留个胡子？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一个把我同群众隔离的办法！”

　　所以，他一向至多带两个保卫人员。夜间离开中南海外出，常常只带一个随从。

　　这是发生在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晚上十点多钟的事情。五路公共汽车从西经路发出了末班车。车到天桥站时，正赶上天桥剧场散场，观众们看完戏后要回家。有两个人登上了这辆末班车，其中一个人买了两张九分钱的车票。售票员递给这位乘客车票时，认出了这位乘客。他失声喊了起来：“周总理！”

　　“小伙子，怎么样？”周总理问他，“行车习惯了吗？”售票员还没来得及回答，乘客们纷纷涌上来同周恩来握手。售票员挤过混乱的人群走到司机那里，告诉他总理在车上。车到北海站时——到中南海的人就在那里下车——售票员打开车门，赶紧跳下车，准备搀扶总理下车。但周总理几乎象他一样敏捷地紧跟着他跳下了车，并向他伸出了手表示感谢。年轻的售票员双手紧紧握着总理的手，他激动得竟忘了说几句问候总理的话，等到他想起来已经太晚了。

　　周总理乘坐公共汽车亲自了解首都公共交通系统日益拥挤的问题，这并不是第一次。他也乘过无轨电车，谢绝了人家让给他的座位，同上下班的普通乘客一样站着。他希望体验一下在高峰时间挤在公共车辆里是什么滋味。一九七二年，有人建议把经过中南海西门的十四路公共汽车改道绕行。公交部门提出改道的理由是，让在中南海工作和居住的人更方便、更安全。周恩来说：“不要改。少数人方便，多数人就不方便了。”建议被否决了，直到今天十四路公共汽车行车路线还是和过去一样。

　　周恩来可能是世界各国总理中唯一帮助过指挥交通的人。一次举行国宴，人民大会堂前交通严重堵塞，周总理出来指挥交通。他一边疏导车辆，一边问“黑大个”为什么不来值班。

　　“黑大个”是北京市公安局一个交通队的队长于有福的绰号，他有镇定自若指挥交通的本领。一名工作人员悄悄地对总理说，“黑大个”已经调走了。周总理命令，马上调他回来。一个小小的警官的名字和面孔会这么深地印刻在周总理的脑子里，这不能不说是件令人惊讶的事。

　　事实上，周恩来很少会忘记一个人的名字或面孔，即使在他们初次见面后好几年也不会忘记。一九五七年，他同三十年前参加过上海武装起义的老工人会面时，差不多每个人的名字他都叫得出来。

　　在周恩来的长期革命生涯中，他的一切行动和决定都受一条基本原则的指导，那就是对人民是否有利。政策性问题当然是由党或政府决定的，但是，他作为政府首脑为贯彻政策采取的每一个措施，事先都要和周围同志反复商量，因为它会影响到数亿人民的命运和生计。他对下级干部的意见，不管是他去征求的还是他们主动提出的，都很重视。他认为，一个好的领导人不能成为孤家寡人，不能是“先知”，因为“先知”这玩意儿是危险的。一个好的领导人必须坚持正确的判断，也应随时准备放弃错误的决定。一个好的领导人必须善于说服和争取有不同意见的人，使他们接受他认为正确的决定，同时又得有度量和勇气向别人的正确观点低点。他说，这是民主的一个方面。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因此，在他手下工作的人怎么想就怎么说，没有顾虑，不用怕冒犯他的尊严而守口如瓶。周总理不希望在他办公室中有唯唯诺诺的人，他讨厌谄媚和恭维。他对“总理的意见完全正确，我毫无保留地支持”之类的奉承话十分反感。一次他对一个说这种话的人谈了他的看法：“我们谈话、开会，是讨论问题，权衡利弊、提出不同意见，以便得出正确结论。我喜欢听到与我不同的意见。不要总是说‘同意’或‘支持’。”

　　确实，他对国家的贡献是无可估量的。但是，他始终坚持，功劳要归于党中央和毛主席，不要突出他个人。例如拍集体照时，除非礼仪的需要，他总是避免成为注意的中心，随便地站在人群当中。借用他一句常讲的话，他喜欢做“人民群众中的一分子”。但是，要是出了什么差错，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承担责任，从不把责任推给别人。不论在大会上或与人谈话时，只要能起到一些有益的作用，他对党内外人士都不讳言他的不足或过去犯过的错误。他认为，一个人的错误应该成为别人的教训。他诚恳直率地进行自我批评，因此有一次毛主席说：“恩来同志自我批评做得太多了。”

　　一九五九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政府宣布特赦战犯，其中大多数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犯。周总理此时思绪万千。国庆节前夕，在战犯获释之前，他同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一起，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曾受蒋介石器重的几位将军。

　　杜聿明（一九○五——一九八一）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的岳父。在总理接见时，他神经很紧张。首先，他没有料到会这么快获释，更想不到会给他这种荣誉。他在淮海战役中是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而当时与之作战的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不是别人，就是今天的主人。

　　杜聿明是一九四八年年底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现在，在这种想不到的场合见到周恩来，杜聿明显得很拘谨，有些畏惧，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周总理看出他的窘态，指着习仲勋秘书长对杜聿明说：“他是你老乡！”都是陕西人。然后他问起杜聿明的年龄，身体好不好。

　　得到特赦的将军站得笔挺，回答说，我五十五岁，身体健康。周总理说，你还年轻嘛，还可以为国家做不少事情。杜聿明听到总理的勉励，态度自然了一点，说他对人民有罪，深感内疚。周总理接着说，“你过去是有罪行的，认识了，愿意改，就好嘛！说起来，我也有一点责任，你是黄埔的学生，我当老师的没有把你们教育好。你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注【一九六一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结束后，周恩来总理邀请运动员吃一顿家常便饭。他亲自安排菜单，四菜一汤，没有点心和水果。他事先特地提醒客人们带上自己的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