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黄斌 北京报道
“(看完报告后),感觉到工、农、中、建、交应该将重点放在国际化,而不是国内‘两个不低于’上,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不可能国际化,没有那个人才,也没有那个能力。”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局长焦瑾璞如是表示。
他认为,未来学界或应研究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的相关政策及环境要求,“应当鼓励和支持大的银行走出去。”
9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浙江大学互联网与创新金融研究中心(CIFI)、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联合推出《中资银行国际化报告2015》(下称《报告》)。
《报告》提出中资银行国际化指数(简称CBII),其中,中国银行被评领先,连续8年国际化指数为五大行平均水平的2.5倍以上,最大时为3.5倍;工商银行与交通银行近8年则基本位于五大行平均水平线上,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则在国际化方面稍显滞后。但从增速来看,农业银行年均增速最大,随后依次为工行、建行和交行,中行则或因边际增速递减,而略有负增长。
但与国际大行相比,中资银行仍有较大差距,面临人才、制度上的掣肘。
农行增长最快中信近5年停滞
人民币国际化与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息息相关。
“人民币国际化起步阶段主要靠政策推动,现在进入加快发展期,单单靠政策就不够了,还需要有市场的力量。”中银香港发展规划部副总经理鄂志寰对此颇有感触。
他表示,“之前很多分支机构那叫惨淡经营,但2009年开始,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推进,惨淡经营的一些分支机构获得了新生机,甚至很多当地银行就是抓住了人民币国际化进入主流。”
《报告》指出,除2008年受“次贷危机”以及国内“四万亿”投资的影响外,2007年-2014年的8年间,中资银行境外资产、业务发展在大多数年份保持了显著高于境内业务、对外直接投资(ODI)、对外贸易以及我国GDP的增速。
金融机构中,尽管近年来中国工商银行在海外扩张迅猛,市场亦频有工行国际化超越中国银行的说法,但中国银行的国际化优势依旧明显。
《报告》显示,五大国有银行2014年国际化指数由高到低依次为:中国银行(20.99)、中国工商银行(8.17)、交通银行(7.12)、中国建设银行(4.08)、中国农业银行(2.72)。
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执行所长、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贲圣林介绍,此次《报告》选取三类指标从境外资产积累、营业情况、分支机构以及海外并购等多方面建立CBII,对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分别进行指标评估与排序。
从市场力量来看,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中资银行亦迎来了高速发展。据《报告》统计,五大行的境外业务近几年平均增速高达28.56%,其中,境外资产规模最小的农业银行近些年境外业务增速最快,2014年达76.77%,是五大行平均增长率的2.6倍。
股份制银行中,中信银行则依旧领先。从指数来看,在参评的3家股份制银行中,中信银行国际化水平最高,指数值为4.38,较招商银行的2.29和广发银行的1.22大幅领先。但值得注意的是,从增速上看,广发银行增长最快,其次为招商银行,中信银行的国际化进程则近5年陷入停滞。
尽管国际化水平已有长进,但相比国际大型商业银行,中资银行还有很大的差距。
《报告》显示,中资银行境外资产、营收和利润占比远低于国际大型银行。近8年五大行平均境外资产、营收和利润占比分别为8.09%、6.12%和6.30%,相比之下,花旗银行为60.29%、50.59%、50.32%,汇丰银行为48.36%、62.35%、69.05%,约为五大行平均值的8倍。
此外,亦有学者认为,《报告》选取的指标,并不足以体现中资银行的国际化水平,数字之外,还有难以量化的“软实力”,才是金融机构国际化的重要标志。
“你在海外有机构,有点海外资产、收入、利润,是不是就算国际化了?我觉得这算初级水平国际化。”IMI副所长、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认为,高级水平的国际化,需要中资银行在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具有话语权、定价权,“像花旗、汇丰,有能力影响汇率,从这个角度,我认为我们中国银行体系还称不上国际化。”
“虽然我们现在有几家银行叫做国际系统性重要银行,我们农业银行也被称为系统性的一方,但其实我们很不开心,因为有了严格要求,限制发展。从整个全球货币体系大格局来讲,中国的银行刚刚迈出国门,谈不上话语权、定价权。”向松祚建议,未来关于中国金融机构国际化的报告,需反映此类“软实力”指标。
亟须突破人才制度掣肘
与国际大行的差距,意味着中资银行“走出去”的征程,依旧任重道远。
“最新的数据显示,我们现在已经是124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是银行体系没跟上,在拉美、非洲的中国企业找一个银行开户都找不到中国的,我觉得这个有现实需要。”在向松祚看来,中资金融机构国际化的速度,并没有跟上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针对中资银行未来的海外扩张策略,贲圣林建议,中资银行应结合自身实际进行海外扩张,抓住国家政策的机遇,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同时向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发达金融市场国家或地区拓展,并努力填补欧洲空白,加强在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的布局。
他表示,在模式选择上,对于刚走上国际化道路的商业银行来说,若东道国监管限制较低,先采用新设境外机构的方式或许相对稳妥一些,待熟悉环境,找到合适的收购对象之后,再通过并购重组、机构整合的方式实现现有机构的有效扩张。
“前几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国内有银行要收购‘欧猪四国’中葡萄牙的一家银行,报上来以后,我们就问了一个问题,有没有懂葡萄牙语的,收购方说没有一个人。”焦瑾璞提醒道,中资银行在国际化进程中需慎重,在具体操作时,需避免“出现脑子过热的情况。”
向松祚认为,目前中资银行的海外扩张,面临三大障碍。一是海外对中资银行的歧视,国有大行在英国等海外市场“开分行很困难”,进而严重限制子行业务,“要增资什么之类的非常麻烦,说白了就是不让你大规模开展业务。”二是政策之间的矛盾,“很多国家政策是在打架的,一方面要中资企业,特别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另一方面政策体制不支持这个,全部捆死了。”
“中国要真正国际化,必须重新塑造人才体制机制。现在我们几十、上百万海外留学生很难回到中资银行,因为你的体制机制进不来,当不了头,为什么要来。”在向松祚看来,目前亟须突破的,是人才机制的掣肘。
本文地址:http://www.eks8.com/xiaoyuzhong/ptyyu/74587.html,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