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点32分,我和妈妈围着桌子吃饭。太可惜了,今天没有煮鸡蛋。我一边吃饭一边看我的手表。妈妈说汤要凉了,叫我快点儿吃。长针只转了两圈多一点儿,我就喝光了汤。7点51分,妈妈把中午剩的蛋糕端来了。7点58分,我们吃完了。妈妈让我玩一会儿,我把耳朵贴在手表上,听里面发出的滴答声。8点15分,妈妈叫我上床睡觉。我真开心,差不多和上次给我钢笔的时候一样开心。那次弄得到处都是墨水。我想戴着手表睡觉,可妈妈说这样对手表不好。我就把手表放在床头桌上,这样只要我一翻身就能看到它。8点38分,妈妈把电灯关了。
咦,太奇怪了!我的手表上的数字和指针在夜里发光哪!现在,要是我想煮鸡蛋也用不着打开电灯。我睡不着,就这样一直看着我的手表。后来,我听见大门开了:是爸爸回来了。我可高兴了,因为我能给他看看外婆给我的礼物。我下了床,把手表戴好,从房间里跑出来。
我看见爸爸正踮着脚上楼梯。“爸爸,”我大声说,“看看外婆给我的礼物,多漂亮呀!”爸爸吓了一大跳,差一点从楼梯上摔下去。“嘘,尼古拉,”他对我说,“嘘,你要把妈妈吵醒了!”灯亮了,妈妈从房间里走出来,“他妈妈已经醒了!”妈妈对爸爸说,样子不太高兴。她问爸爸吃什么吃了这么长时间。“啊,得了,”爸爸说,“还不算太晚嘛。”
“现在是11点58分。”我很得意,因为我很喜欢给爸爸妈妈帮忙。
“你妈妈可真会送东西。”爸爸对妈妈说。
“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说我母亲,何况孩子还在这儿呢。”妈妈满脸不高兴地说,然后叫我上床去乖乖睡一大觉。
我回到我的屋子,听到爸爸和妈妈又讲了一会儿话。12点14分,我开始睡觉了。
5点7分,我睡醒了。天开始亮了。真可惜,我手表上的字不那么亮了。我用不着急着起床,今天不上课。可是我想,我说不定能帮爸爸的忙:爸爸说他的老板老是怪他上班迟到。我又等了一会儿,到了5点12分,我走进爸爸和妈妈的屋子里,大声喊:“爸爸,天亮了!你上班又要迟到了!”爸爸又吓了一大跳,不过,这里比楼梯上保险多了,因为在床上是摔不下去的。可是,爸爸气坏了,就像真地摔下去一样。妈妈也一下子醒了。
“怎么啦?怎么啦?”妈妈问。
“又是那只表,”爸爸说,“好像天亮了。”
“是的,”我说,“现在是5点15分,马上就要到16了。”
“真乖,”妈妈说,“快回去睡觉吧,现在我们已经醒了。”
我回去上床了。可是,他们还是没有动。我在5点47分、6点18分和7点2分连着又去了三次,爸爸和妈妈最后才起床了。
我们坐在桌旁吃早饭。爸爸冲妈妈喊:“快一点儿,亲爱的,咖啡再不来,我就要迟到了。我已经等了5分钟了。”
“是8分钟。”我说。
妈妈来了,不知为什么直看我。她往杯子里倒咖啡的时候洒到了台布上,她的手发抖了。妈妈可不要生病啊。
“我今天早些回来吃午饭,”爸爸说,“去点个卯。”
我问妈妈什么叫“点个卯”。妈妈让我少管这个,到外面去玩。我第一次觉得想上学了,我想让小朋友们看看我的手表呢。在学校里,只有杰弗里带来过一次手表。那只表是他爸爸的,很大,有盖子和链子,可好玩了。不过,好像家里不许他拿,这家伙惹祸了。那以后,再也没见到大手表。杰弗里跟我们说,他屁股挨了一顿揍,差一点再也见不着我们了。
我去找阿尔赛斯特,他家离我家不远。这家伙是个胖子,可能吃了。我知道他起床很早,因为早饭他要吃好长时间。
“阿尔赛斯特!”我站在他家大门口喊,“阿尔赛斯特!有好东西给你看!”
“阿尔赛斯特出来了,手里拿着面包,嘴里还咬着一个。
“我有一只手表了!”说完,我把胳臂举到他嘴里的面包旁边。阿尔赛斯特斜眼看了看,又咽了一口,才说:“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的表走得可准了,它有一根专门用来煮鸡蛋的针。而且,它晚上还能发光呢。”我告诉阿尔赛斯特。
“那表的里头呢,是啥?”阿尔赛斯特问。
“这个,我忘了看啦。”
“先等我一会儿。”阿尔赛斯特说着跑进屋里去了。出来的时候,他又拿了一只面包,还有一把铅笔刀。
“把你的表给我,”阿尔赛斯特对我说,“我用铅笔刀把它打开。我知道怎么开,我已经开过爸爸的手表了。”
我把手表递给阿尔赛斯特,他就用铅笔刀干起来了。我真怕他把我的手表给弄坏了,就对他说:“把手表给我吧。”
可阿尔赛斯特不肯,他伸着舌头,想把手表打开,我上去想把手表抢回来。刀子一滑,碰上了阿尔赛斯特的手指,阿尔赛斯特一叫,手表开了,跟着又掉到地上,那时正好是9点10分。等我哭着回到家,还是9点10分,手表不走了。妈妈抱住我,说爸爸会想办法的。
爸爸回家吃午饭的时候,妈妈把表给了他。爸爸拧拧小钮。他瞅瞅妈妈,瞅瞅手表,又瞅瞅我,对我说:“听着,尼古拉,这只手表没法儿修了,不过你还能用它玩。这样反而更好,再也不用为它担心了,它总是和你的小胳臂一样好看。”
他的样子很高兴,妈妈也那么高兴,于是我也一样高兴了。
现在,我的手表一直是4点钟:这个时间最好,是吃巧克力夹心小面包的时间。一到晚上,表上的字还能闪光。
外婆的礼物真了不起。⑧向中国人脱帽(1992.12)作者:钟丽思记得那是十二月,我进入巴黎十二大学。
我们每周都有一节对话课,为时两个半钟头。在课堂上,每个人都必须提出或回答问题,问题或大或小,或严肃或轻松,千般百样无奇不有。
入学前,前云南省《滇池》月刊的一位编辑向我介绍过一位上对话课的教授:“他留着大胡子而以教学严谨闻名于全校。有时,他也提问,且问题刁钻古怪得很。总而言之你小心,他几乎让所有的学生都从他的课堂上领教了什么叫做‘难堪’……”我是插班生,进校时,别入已上了两个多月课。我上第一堂对话课时,就被教授点着名来提问:作为记者,请概括一下您在中国是如何工作的?”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写我愿意写的东西。”
我听见班里有人窃笑。
教授弯起一根食指顶了顶他的无边眼镜:“我想您会给予我这种荣幸:让我明白您的首长是如何工作的。”
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的首长发他愿意发的东西。”
全班“哄”地一下笑起来。那个来自苏丹王国的阿卜杜勒鬼鬼祟祟地朝我竖大拇指。
教授两只手都插入裤袋,挺直了胸膛问:“我可以知道您是来自哪个中国的么?”班上当即冷场。我慢慢地对我的教授说:“先生,我没听清楚你的问题。”
他清清楚楚一字一句,又重复一遍。我看着他的脸。那脸,大部分掩在浓密的毛发下。我告诉那张验,我对法兰西人的这种表达方式很陌生,不明白“哪个中国”一说可以有什么样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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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童话历险450子作文(共4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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