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轩：中国文学批评染上了恋思癖(2)

1977年秋，曹文轩大学毕业，借“深入生活”之名，他回到了苏北老家。在乡间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晃悠了一年多，他才又回来，并把讲坛一寸一寸地挪到了自己的心上。细究起来，其中自然有原因——它叫人有一种自由感。

“我这人天生散漫，受不得规矩，受不得。”曹文轩说。

在北大留教的曹文轩一边教学，一边继续写作。除了研究工作，他常常把目光放低，关注青少年儿童的阅读现状。

“儿童读物数量猛增，但质量严重下滑，浮躁的社会心态冲淡了阅读的意义。”数月前，对于当下青少年的阅读环境，正在武汉参加第14届华中图书交易会的曹文轩表达了自己的担心，也提出了解决办法：通过朗读，让孩子感受文字之美，从而产生阅读兴趣。

尽管曹文轩的作品《草房子》被重印约300次，《青铜葵花》被重印170次，但他仍认为，中国的阅读现状比其他很多国家要糟糕，很多大人自己并不读书，却会在打麻将时，扭过头冲孩子大喝：“读书去！”

读书去，读什么书？怎么读？曹文轩说，与其让孩子读一些言之无物的书，倒不如让孩子多去看看天空的太阳和月亮，通过感受美对一个事物产生兴趣。

阅读也是如此。

曹文轩在图书会上的讲座以故事开篇——

“在巴西的大草原上有个牧羊少年，他接连两次做了同一个梦，梦见埃及金字塔附近藏有一批宝藏。少年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非洲，穿越‘死亡之海’撒哈拉大沙漠，其间奇遇不断，经过一年多的寻宝历险，在他拼命挖宝藏的时候，一帮匪徒夺走了金子，扬长而去。其中一个匪徒还讥笑他说：‘我也连续做了两个梦，我梦见在你们巴西草原上，就有一大批宝藏，可我决不会因为一个梦就跋涉万里。’牧羊少年只好原路返回，峰回路转的是，他在巴西的牧羊地处挖出宝藏！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财富不在远方，就在我们自己脚下。”

曹文轩分享的故事，正是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享誉世界的著名小说《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他用这个故事，启发小读者：成功不在远方，就在自己每天的阅读与经历之中。

有一次，曹文轩与小学生做交流活动。课堂上，语文老师点一个小男孩起来朗读：“起风了，芦苇荡好像忽然变成了战场，成千上万的武士，挥舞着绿色的长剑，在天空下有板有眼地劈杀起来……”

这是曹文轩自己的作品，但稚子童音让他听得流泪，这个班上五十多个孩子都对这篇文章产生了浓厚兴趣。“原来可以通过朗读，把孩子从声音世界带到文字世界。”

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地学习着社会普适文化，遵从着社会规范，从一个“生物人”变成“社会人”，“但确实需要引导孩子们寻找个人的生活目标，探寻个人的兴趣爱好，实现个人的价值，因为这与幸福息息相关。”曹文轩说。

曹文轩提到了自己的代表作《草房子》，他现场问大家，主人公是谁？孩子们纷纷在下面答：桑桑！

曹文轩说，不对不对。接下来，一个孩子说：“是曹文轩！”这正是他要的答案。

“《草房子》的主人公就是小学时候的我，《青铜葵花》的主人公就是中学时候的我。”能够如此坦诚地介绍自己的作品与写作秘籍，恐怕也就只有曹文轩了。

曹文轩告诉孩子们，苦闷于不知道写什么的人，就像那个牧羊少年，他奔赴远方，寻找答案，实际上答案就在自己的脚下。“自主阅读是一条拯救心灵的路，它可以让人回归自我，认清自我，然后重新出发。”

信仰

“今天是一个思想平面化的时代。”十余年前，曹文轩经由学生推荐，接触到被誉为“西方传统中最有天赋、最有原创性和最具煽动性”的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

布鲁姆的一句“混乱的时代”，让曹文轩更加坚定了自己孤独的思索，也用更加清醒的言行去厘清自己身处的充满相对主义的云山雾罩的文学批评界怪象。

“我一直对我的想法很怀疑，我的想法是不是我的错觉，我的无知、浅薄和平庸？为什么我和别人的想法不一样。由此，我惶惶不安。我会想，听者是不是在暗地里嘲笑我？”不久前，北京大学举办的“文学何为？”讲座上，面对大学生、慕名而来的家长、高中生以及一些进修教师，曹文轩敞开心扉，用心灵与听众对话，让一个个生动的文学范例直击心灵。

曹文轩曾经惶惶不安的想法，是关于文学的，关于小说的，关于文学批评的，等等。他发现，生活在另外一个空间的哈罗德·布鲁姆的想法，无论是对文学的认知和解释，还是对观念的叙述，都与他惊人一致。

曹文轩认为，小说应该当成艺术来鉴赏，而不是成为社会学的文本。“比如说契诃夫，契诃夫之所以重要，关键是他的小说是艺术品，而不只因为他是一个有强烈社会批判动机的思想家。”

在今天，为何要重谈文学？文学是什么？一个本是常识的问题，在曹文轩的心里成为一个大大的问号：“评论小说，只是一个幌子。批评家的心机，全在比试理论上。”

曹文轩感慨，文学批评的园地里，没有文学，只剩下作为思想家的批评家，“文学家的身影荡然无存”。“中国文学批评染上了恋思癖。一部作品出来，大家蜂拥而至，解读思想。难道只有思想一个维度可以评价作品的高下吗？审美之维、情感之维、形式之维呢？审美、情感、形式就比思想低下吗？”

曹文轩从自身的创作经验谈到作家写作实际关心的问题，不是现代性或全球化的问题，而是人物、题目、细节、结构等。他把作家比作木匠，写作时关心的是“手艺”：情节怎么发展？人物怎么变得更加可信？章与章怎么连接？下面怎么写？“所以，阅读一篇小说的时候，首先应该做一个阅读者，其次才是解读者。”

“20世纪的各路思想神仙，都摆出一副战斗姿态，憎恨空气四处弥漫。原本，没有人怀疑文学本身是什么。现在，文学性都成了问题。中国的不少文学批评家，好像更应该划归哲学所、历史所、社会学所等等，不该在文学所。很多研讨会以文学的名义召开，身处现场，你会误以为不小心跨进某个社会问题的论坛，充满对经典的憎恨。这让我想到一个词‘怨毒文学’。文学离不开仇恨，仇恨是日常的、正当的情感，可以公开，甚至是高尚的情感。复仇主题是文学的永恒主题。而怨毒文学，混杂着卑贱、邪恶、肮脏等下流品质，在善与恶、美与丑之间严重失衡。偷窥、淫乱、暴露癖等，是小人的仇恨。文学可以有大恨，不能有这样四处游荡的小恨。这面肮脏的大旗帜上，只有唾沫和浓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