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有人可能会问，最近这些年才兴起玩古玩收藏，难道那时候欧洲就开始收藏中国瓷器了？其实不是，那些商品本来并不值钱，可因为是千里迢迢，花了大半年的功夫从中国运过去的，开货运公司的老板挣的就是运输费，结果那些本来不值钱的商品在欧洲价格就比中国翻了好几倍。这样的商品一般老百姓肯定买不起，能买得起中国商品的基本都是官僚、贵族、有钱人。于是一些洋人，尤其是开工厂挣了钱的暴发户，他们以拥有一两件中国的丝绸裤衩或者瓷尿壶为荣。于是买几件具有异国情调的中国商品以示炫耀，这样的风气逐渐在欧洲扩散开来。而且这个风气愈演愈烈，后来好多欧洲的王公贵族还争着盖中国式的园林，布置中国房间，演中国戏，开中国舞会，中国潮就这样烧起来了。不过这些都是有钱有势的洋人对表面中国现象的附庸风雅，除此之外，真正的中国文化也确实传播到了欧洲，这个任务是那帮来中国传教的洋和尚和长期居住在中国的洋人完成的。
当17世纪初，以耶稣会为首的传教士不断进入中国以后，他们在给中国带来“西学东渐”的同时，也把大量中国的书籍带回了欧洲，并翻译成各种欧洲人能看明白的英文、法文啥的。这些书不光有《金瓶梅》这样的黄色小说，或者《醒世恒言》、《二刻拍案惊奇》等神怪故事，其中还包括了像《论语》、《中庸》、《大学》和《易经》等大量儒家经典，当然也包括老、庄的道家等其他各家圣贤的书籍。此外，像利玛窦那样的传教士，他们还把大量描写中国各种情况的书信寄回了欧洲。当这一切充满异域风情又不失强大文化传统的东西出现在大鼻子蓝眼睛的洋人面前时，自称天底下最先进的、傲慢的欧洲人一下子惊呆了。
在这股“中国潮”中，虽然大家都在赞美中国，但洋大人们对中国的态度却各有不同。一部分人是出于对中国那些漂亮丝绸、精美瓷器和古玩，以及中国的小桥流水还有文人的儒雅风格赞赏不已。于是不假思索地把中国奉为太阳底下最伟大的国家，对当时中国的一切都趋之若鹜，一时间中国成为这些洋大人学习、模仿和追求的最优美的对象，争当中国的铁杆粉丝。
而另外一些人却不完全是这样，他们是谁呢？这些人是当时欧洲正在兴起的另一股风潮的领航员，他们就是所谓启蒙运动中的一些学者。啥是启蒙运动，历史书上有很多解释，不过历史书上基本是用一些抽象的名词堆起来的，看不太明白。而且更不会有多少人，尤其是洋人在评价启蒙运动时会说，这其中是有中国的功劳的。怎么回事呢？
文艺复兴以后欧洲产生了近代科学，此后科学飞速发展，接着科学革命、工业革命来了。这一切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机器代替了手工作坊，以前欧洲最高的建筑是教堂，如今工厂的烟囱成了最高建筑，而且越来越多。但是那时欧洲各国的天下归皇帝、教皇还有贵族，纺织厂的老板说话不如贵族地主管用，科学家说话不如红衣大主教管用，专制统治和宗教思想极大地影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矛盾也越来越严重。
于是在17、18世纪像狄德罗、伏尔泰这样的学者出现了，他们在思考着，并且希望能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天赋人权、三权分立、自由、平等、博爱一个个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民主思想便纷纷产生了。接着又发生了推翻皇权的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英国实行的文官制度等等，最终整个欧洲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这些就是所谓启蒙时代发生的事情和结果。
而这一切又与当时欧洲出现的“中国潮”有着极大的联系。
比如启蒙运动领袖，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他读了孔夫子和老子等中国圣贤的书，深受孔夫子宣扬的仁、义、礼、智、信，还有老子《道德经》里尊重自然，讲究道德等观念的启发，他认为孔子和中国哲学家是真正相信道德，摒弃迷信的，欧洲的皇帝和教会不但不讲道德，而且相信迷信。
而英国在1731年开始实行的文官制度，也是对中国科举制的一种批判的借鉴，“在中国，一个人如果不是个真正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官吏，亦即一位君子或有能力胜任政府中任何职位的人。”这是一个英国人说的，所以孙中山先生曾经说：现在各国的文官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源溯流，英国的文官制度原来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
还有英国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二进制是他的发明，不过当了解到《易经》里的八卦时，他非常谦虚地这样说，我的二进制算不得发明，只不过是伏羲原理的再发现（当时他们认为《易经》是伏羲的作品）。[8]
这些学者和对中国附庸风雅的洋大人还有一点不同，那就是他们不是一味地赞扬和崇拜中国，在认真地研究了中国以后，对中国当时落后和虚弱的情况他们也看得十分清楚。
还是那个伏尔泰，他被认为是最喜欢中国、对孔夫子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可他在谈到中国落后的情况时说：“在科学上中国人还处在我们二百年前的阶段；他们跟我们一样，有很多可笑的成见；就像我们曾经长期迷信过符咒星相一样，他们也迷信这些东西。”[9]他甚至说：“人们要问，既然在如此遥远的古代，中国人便已如此先进，为什么他们又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为什么在中国，天文学如此古老，但其成就却又如此有限；为什么在音乐方面他们还不知道半音？……欧洲科学在三百年里的进步，胜过中国在四千年里的进步。”[10]欧洲这些启蒙学者就是以如此理性批判的态度去了解和认识中国的。
不过那时的中国，除了染上英国人运来的鸦片烟瘾的人越来越多，却从来也没发生过什么欧洲潮，更没人用理性批判的态度去研究欧洲。中国的态度开始是拒绝来自西方的一切事物，当知道洋家伙很厉害以后，又觉得该学，学来干啥？学来对付洋人。至于洋家伙背后包含了什么科学思想没有人去思考和关心。
另外，当大家知道欧洲的“中国潮”时，又为此感到沾沾自喜，没人理性地对待这种文化的相互影响，而是夜郎自大地认为欧洲所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根源其实都是来自中国，大喊所谓“西学中源”，而最早用理性思维去看待西方思想的人就是严复。
严复之所以会成为中国最早一个用理性思维看待西方的学者，完全得益于少年时代那个塾师黄少岩先生的教导，先生教他从朱熹、王明阳那里学会了思辨的方法、从顾炎武那里学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也从顾炎武那里知道了何为匹夫之责。
除了治学态度、心中的理想，严复还是一个心中充满好奇，不顾习惯的羁绊，心无旁骛地去探寻、去玩的大玩家。所以严复和他同时代另外一位大师，戊戌变法的第一推动者康有为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他们都是为了达到国家自强的目的，康有为变法的理想是把西方的先进思想与儒家传统撮合在一块，创立儒教，康有为对儒家以及传统还抱着希望，为了不脱离传统他琢磨出一套洋为中用的办法。可严复觉得传统已经烂透了，他想另起炉灶，全盘西化，玩得比康有为雷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