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传授的现代命运(2)

检讨自己因听信谣传而“孟浪进言”，但辩说初心是爱护北大名誉。这样的申辩，我以为是可以接受的。就连一贯激进的陈独秀，也称林纾的公开道歉了不起，值得佩服(15)。只是林纾撰文时，离开北大只有六年，而不是九年；另外，那篇刊于《公言报》的《致蔡鹤卿书》，收入《畏庐三集》时，改题《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隐约还能见其对于京师大学堂及北京大学的感情。

二 从《荆生》《妖梦》到《续辨奸论》

林、蔡之争，单就《公言报》和《北京大学日刊》上的公开信而言，双方都不失风度，基本上都在说理，即便有挖苦的味道，仍相对委婉，给对方留足了面子(16)。但小说《荆生》《妖梦》就不一样了(17)，明显带人身攻击。尤其不智的是，林纾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你可以说“好谐谑”乃其天性，再加上小说既然“专以抨击人之有禽兽行者”，自然没什么好话；但辩称《蠡叟丛谈》的文字“与大学讲师无涉，公不必怀疑”，那是说不过去的。《荆生》里的“皖人田其美”指陈独秀，“浙人金心异”指钱玄同，“新归自美洲”的“狄莫”指胡适，不必考证，当初的读者一眼就能认出，这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呢？至于《妖梦》里被“罗睺罗阿修罗王”全部吃掉的白话学堂的人，包括那位“谦谦一书生也”、见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毁谤伦常、提倡白话，竟然“点首称赞不已”的“校长元绪”，不是蔡元培又能是谁呢？

1919年3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出蔡元培复张厚载函，并附有张的来函，后者对林纾影射蔡元培一事并未隐瞒：

《新申报》所载林琴南先生小说稿，悉由鄙处转寄。近更有一篇攻击陈、胡两先生，并有牵涉先生之处。稿发后，而林先生来函，谓先生已乞彼为刘应秋文集作序，《妖梦》一篇，当可勿登。但稿已寄至上海，殊难中止，不日即登出。倘有渎犯先生之语，务乞归罪于生。先生大度包容，对于林先生之游戏笔墨，当不甚介意也。

蔡元培怎么能不介意呢？如此北大学生，挑拨师长是非，且在报上传播诸多不利于学校的风言风语，说轻了也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小报记者”风格。校方将其开除，处罚虽稍重，却也不无道理(18)。至于蔡元培的回信，显得很有风度：

仆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19)

无论新派、老派，读这两段文字，都会觉得林纾骂人不对，蔡元培修养很好。这一局，林纾输得很惨。

至于传闻林纾写《荆生》是在怂恿手握兵权的弟子徐树铮动用武力来消灭新文化人，目前没有找到任何旁证材料，大概属于新文化人的“哀兵之计”。张厚载说的没错，那只是林纾一时兴起的“游戏笔墨”，偶有杀伐之声，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想想林纾本人自幼学剑，且“少年里社目狂生，被酒时时带剑行。列传常思追剧孟，天心强派作程婴”(20)，再加上撰有记录闽中武林轶事的《技击余闻》，还有《剑腥录》中吹嘘邴仲光如何仗剑行侠，这“伟丈夫”实为林纾的自我期许(21)。只是三人成虎，日后史家也懒得仔细追究，林纾“勾结军阀铲除异己”的罪名，就这样被派定了。

林纾在新旧文化论战中发表“游戏笔墨”的《荆生》与《妖梦》，确实不太妥当，起码是有失大家风度。可这也说不上多大的罪过。新文化人因没有对手，太寂寞了，演起双簧戏，在《新青年》上刊出钱玄同代拟的王敬轩来信，以及刘半农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答王敬轩书》，不也是一种假托与戏弄？这与林纾写小说骂陈、胡，不过是五十与百步的差别。

在《新青年》与《学衡》的对抗中，后者批评前者“以群众运动之法，提倡学术，垄断舆论，号召徒党，无所不用其极，而尤借重于团体机关，以推广其势力”(22)。在一个风云变幻的变革年代，很难真的像胡先骕所设想的，“以中正之态度，为平情之议论”——《学衡》上的文章，论及新文化时，同样充满怒气与怨气；但胡君最后提出的“勿谩骂”戒律，还是发人深省(23)。值得注意的是，《新青年》同人中，对“骂人”公开表示不妥的，只有胡适一人(24)。而且，就连胡适本人，后来也承认陈独秀之“不容他人之匡正”自有其道理。在叙述文学革命进程的《逼上梁山》中，胡适引述了他与陈独秀关于是否允许批评的通信，然后加了个按语：“这样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25)只讲运动效果，不问手段是否正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如此百无禁忌的“革命”，不无深入反省的必要(26)。

林纾致蔡元培信，前一封开篇叙旧，后一封又有“与公交好二十年”的说法(27)。这可不是胡乱攀附，读蔡元培1901年下半年日记，五处提及与林纾同席或晤谈(28)；此前两年，日记中甚至有：“点勘《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深入无浅语，幽矫刻挚，中国小说者，惟《红楼梦》有此境耳。”(29)早年友人，日后立场迥异，“公遇难不变其操，弟亦至死必伸其说”，这本是很可钦佩的态度。论战激烈时，双方都控制不住自己“正义的怒火”，难免出言不逊，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时隔多年，林纾还用刻毒的语言来辱骂蔡元培，这就有点太过分了。我指的是林纾本人特别看重的、撰于1923年春的《续辨奸论》(30)。

《续辨奸论》是骂新文化人的，这一眼就能看出来。所谓“用最传统的语汇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响应者统统斥为‘巨奸’”；“直到此时，林纾对那些鼓吹‘新文化’的‘五四’新人物，依然是满怀着憎恶和反感”(31)，说得没错，只是不够贴切。因为，这篇文章直接针对的是北大校长蔡元培。文章开篇，先痛斥“巨奸而冒为国学大师”，这可不是无的放矢。请看下面进一步的铺陈：

彼具其陶诞突盗之性，适生于乱世。无学术足以使人归仰，则嗾其死党，群力褒拔，拥之讲席，出其谩譠之力，侧媚无识之学子。礼别男女，彼则力溃其防，使之媟嫚为乐；学源经史，彼则盛言其旧，使之离叛于道；校严考试，彼则废置其事，使之遨放自如。少年苦检绳，今一一轶乎范围之外，而又坐享太学之名，孰则不起而拥戴之者？呜呼！吾国四千余年之文化教泽，彼乃以数年烬之。

如此不学无术而又占据高位，能够号令学界，而使得“吾国四千余年之文化教泽”毁于一旦的，可不是一般的学者，陈独秀、钱玄同、胡适都不够格。尤其是使得太学废置考试、学生遨放自如、男女媟嫚为乐的，只能是同意招收女生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如果说这还有点虚，下面这两句用典，可是彻底坐实了林纾的矛头所向：

鱼朝恩之判国子，尚知周易，彼乃宦者之不如；贾似道以去要君，尚有文采，彼乃椎鲁而不学。来为祸而去为福，人人知之，余尚何辩也？其辩为吾道辩也。(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