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传授的现代命运(4)

对比此前蒋智由所编《中学修身教科书》(1906年)或此后陆费逵所编《修身讲义》(1910年)，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的最大特点在下篇。上篇五章分论“修己”、“家族”、“社会”、“国家”、“职业”，属于规定动作，那时的修身教科书大都如此结构(42)；而下篇除“绪论”及“结论”外，第二章“良心论”，第三章“理想论”，第四章“本务论”，第五章“德论”，很能显示蔡元培“熔中外于一冶”的学识与关怀。

相对于蔡书的学有本原，兼及中外，林纾的《修身讲义》仅以孙奇逢《理学宗传》为蓝本，引一句格言或一段妙语，再以“纾谨按”或“林纾曰”的形式加以发挥，明显落后多了。但有一点，林纾这么做，符合当年朝廷公布的章程，属于中规中矩。查1903年《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在第一类学科第一年的“人伦道德”课下面有注：“摘讲宋元明国朝诸儒学案，择其切于身心日用而明显简要者。”(43)介绍过三类学科各三年的修身课程，章程中还有总论性质的一段话：

外国高等学堂均有伦理一科，其讲授之书名伦理学，其书内亦有实践人伦道德字样，其宗旨亦是勉人为善，而其解说伦理与中国不尽相同。中国学堂讲此科者，必须指定一书，阐发此理，不能无所附丽，以致泛滥无归。查“列朝学案”等书，乃理学诸儒之言论行实，皆是宗法孔孟，纯粹谨严；讲人伦道德者自以此书为最善。惟止宜择其切于身心日用而其说理又明显简要、中正和平者为学生解说，兼讲本书中诸儒本传之躬行实事以资模楷。若其中精深微渺者，可从缓讲；俟入大学堂后，其愿习理学专门者自行研究。又或有议论过高，于古人动加訾议，以及各分门户互相攻驳者，可置不讲。讲授者尤当发明人伦道德为各种学科根本，须臾不可离之故。(44)

同是“勉人为善”，“发明人伦道德”，因中外情势有异，章程要求修身课的教习重在阐发宗法孔孟且纯粹谨严的“理学诸儒之言论”。为了防止“无所附丽，以致泛滥无归”，最好是“指定一书，阐发此理”。而这正是林纾所做的——选择“列朝学案”性质的《理学宗传》，讲授时注重“切于身心日用”。局限于传统的“修齐治平”，仍在理学框架中打转，与蔡元培之以“修己”、“家族”、“社会”、“国家”等来展开论述，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

但这不等于说，谨依章程、固守传统的林纾，其课堂就一定不精彩。说到底，这种中学、师范或预科的“政治课”，没必要有那么高深的学理——连“章程”都称“其中精深微渺者可从缓讲”——关键在于养成立场与趣味。可就像林纾说的，“集英俊之少年，与言陈旧之道学，闻者必倦”，这门课其实是很不好教的。而林纾竟然有本事，让听众欲罢不能，他到底是怎么教的，值得仔细观察。

谈及宋儒张载(1020-1077)的“挤人者人挤之，侮人者人侮之”，林纾的《修身讲义》有曰：“时彦言平等自由，纾始闻之，以为说近于释迦、庄周之言。既而思之，吾人亦万万不能离此而立。平等宜作敬人说，自由宜作不侵犯同类说。……以守旧人发斯义，诸君子或不齿冷我也。”(45)很明显，谈论“自由”、“平等”等新词，非林纾所长，连他自己都必须自我解嘲。整本《修身讲义》，极少引用新词，更不要说新学说了，一是不懂，二是不屑。于是，林纾调转方向，不纠缠“学理”，而直奔“文章”而去。如辨析程颢(1032-1085)的“富贵骄人，固不善；学问骄人，害亦不细”，林纾将其掰开来，分两段讲，前半不引，请看后半：

至学问一道，尤非骄人之具，人人知之矣。纾则尤谓学问与武技同其危险。武技之有少林，可谓精极，然张三峰则尤称为内家。以外家之术，遇内家，往往而败。故善兵者，不言兵，正防高出于己者，适足为人所踣。唯学亦然。外国之名为普通，即中国之所云博也。既名为博，则当无所不知，犹之然灯于高竿之上，持之四照，以为足以遍烛。然宁无暗陬所不必至之地，伏弩骤发，亦不胜防。道在博其学，弗博其名。名者万矢之所注也。而矢来有响，则能备；矢来无响，则又何从而备之？贵在重闭而已。重闭之云，即不骄之谓。不骄则遇人能容。须知学士之大病痛，是当面揭人之短。人家言语谬误，从而正之，居心岂不忠厚？然亦须有礼，始不招怨。(46)

接下来，林纾讲某人因逞能而得罪了强人，落得悲惨结局，以此来说明有学问的人须学会藏拙。如此讲述，没什么高深学理，但“切于身心日用”。更重要的是，道理虽然简单，讲述却很生动，课堂效果肯定不错。某种意义上，这与作者译著小说的经验不无关系。至于讲“学问”而引入“武技”，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此前三年林纾在商务印书馆刊行的笔记体小说《技击余闻》(47)。

与此类似的以人情练达且讲述生动著称者，还可举出畅谈朱熹的“直须抖擞精神，莫要昏钝。如治病救火，岂可悠悠岁月”，以及辨析明代理学家薛瑄的“将圣贤言语作一场说话[话说]，学者之通病[患]”(48)。可惜校订及考证均非林纾所长，书中不时出现若干讹误。

如果说蔡书的特点是“说理精透”，那么林著则以“讲述生动”见长。1915年秋，林纾写信给五儿林璐，教诲他“不把有用之光阴虚掷”，除“每日功课刻刻留意”外，还可读自家所编《修身讲义》：“《修身讲义》时时披览，此中不惟可以修身，而且可学文法也。”(49)这是个很有趣的提醒。如此“阅读秘诀”，或许正是作者的潜意识——发挥自家“古文辞”方面的特长，将“政治课”讲成了“语文课”。

在成为京师大学堂及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教习之前，作为该校预科及师范馆的经学教员，林纾有责任讲好“修身”课。西洋伦理非其所长，宋明理学也无专研，林纾的诀窍是，以讲授古文的方法来讲修身，沉潜把玩，妙趣横生，效果很不错。若不考虑教育宗旨，单从课堂效果着眼，将“修身课”讲成了“古文辞”，未尝不是一条讨巧的路。更何况，林纾对古文确有体会，娓娓道来，犹如一则则浅白但生动有趣的短文，难怪“听者似无倦容”。时过境迁，绝大部分修身教科书早就被淘汰了，反而是林纾的《修身讲义》值得一读，这实在是个奇妙的错位。

说到讲授古文，比起《修身讲义》更为本色当行的，无疑是林纾离开北大后不到两个月便开始在《平报》上连载的《春觉生论文》(1916年都门印书局刊行时改题《春觉斋论文》)，以及第二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刊行的《韩柳文研究法》。按时间推算，这两种林纾最重要的“专著”，应该是其在京师大学堂及北京大学教书时的讲义，或曰“科研成果”。正是此二书的得与失，让我们明白时代转型中林纾的困境。

四 传统文人与现代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