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传授的现代命运(5)

当初新文化运动兴起，旧派人物颇多不以为然，但挺身而出与之直接对抗的，却是前北大教员林纾。按世俗观念，这位前清举人、以翻译西洋小说起家的老先生，作为旧派人物的代表，分量其实是不够的(50)。你想代表旧派发言，可人家旧派并不怎么领情。林纾的这一尴尬处境，陈独秀早就说透：“其实林琴南所作的笔记和所译的小说，在真正旧文学家看起来，也就不旧不雅了。”(51)既然如此，林纾为何还要强出头呢？

除了上面提及的他与北大的“离合悲欢”，还有就是林纾对于自家古文水平的过分自信。1906-1913年任大学堂教习期间，除了结交名士，出版译作与自家小说，林纾在古文教学及推广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1907年应张元济、高梦旦之邀，编选十卷本的《中学国文读本》。这套1908-1910年间由商务印书馆陆续推出的古文读本，由当下(清朝)上溯周秦汉魏，林纾不仅自选篇目，逐文评批，每卷前还有序言(如《六朝文序》《唐文序》《宋文序》等)。类似的选本及评点，还有《评选船山史论》(1910)、《左孟庄骚精华录》(1913)、《〈古文辞类纂〉选本》(1918-1921)、《左传撷华》(1921)、《庄子浅说》(1923)、《林氏选评名家文集》(共十五册十六种，1924)，以上各书，都是由当年在出版界坐头把交椅的商务印书馆印行。在林纾为“力延古文之一线”而作的四种努力中(52)，比起亲自写作(如《畏庐文集》《畏庐续集》《畏庐三集》)、理论撰述(《春觉斋论文》《韩柳文研究法》《文微》)、招生授业(组织古文讲习会等)来，这选文及评点或许更值得注意。此等事务，琐琐碎碎，卑之无甚高论，但发行量大，市场占有率高，影响力不可小觑。

大概是互相关联，评点家林纾刊行自家所撰古文，销路也很好。1910年4月商务印书馆刊行的《畏庐文集》，选历年所作古文109篇，据前京师大学堂及北大同事姚永概1916年称：“畏庐名重当世，文集已印行者，售至六千部之多。”(53)到了1924年，商务印书馆刊行《畏庐三集》，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高梦旦为其撰序，调门进一步提升：“畏庐之文，每一集出，行销以万计。”(54)为人作序，总是多说好话；但林纾的古文集得到读者的广泛认可，这应该不会假。正是因为有很好的销售业绩，商务印书馆才会在刊行林译小说的同时，不断邀林纾编选及评点古文。

无论出版文集还是选评古文，均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这就难怪林纾充满自信。所谓归有光以后古文第一人的“自我期许”(55)，可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同是闽籍老乡，年岁相仿且志趣相投的严复(56)，对林纾的古文评价就很高。《严复集》中收录二诗，《题林畏庐晋安耆年会图》曰：“纾也壮日气食牛，上追西汉攡文藻。”《赠林畏庐》则是：“尽有高词媲汉始，更搜重译续虞初。”(57)后者乃严复为预祝林纾七十寿诞而撰，成于1921年9月27日，一个月后严复病逝于福州(58)。不仅严复这么看，史家钱基博对林纾的古文也有肯定的评价：“当清之季，士大夫言文章者，必以纾为师法”；“盖中国有文章以来，未有用以作长篇言情小说者，有之，自林纾《茶花女》始也。”(59)钱著《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这两句评语，可是“一字千钧”。不过，这里所说的“文章”，特指古文——准确说，应该是文言文。

出书多，在社会上影响大，不等于就学问渊深，文章精美。在专门家眼中，即便限制在唐宋古文派，林纾的地位也没有那么高。同为福建壬午科举人、后曾在京师大学堂同事且多有唱和的陈衍，便喜欢嘲笑林纾没学问。1932年阴历除夕，陈衍与后辈钱锺书谈近世学人之不能“根柢经史”，单靠“道听途说，东涂西抹”，举的例子便是严复、林纾与冒鹤亭。严复是留学生，“半路出家，未宜苛论”；而“琴南一代宗匠”，学问竟如此空疏，实在不能原谅。据陈衍称，林纾“任京师大学教习时，谬误百出”，“予先后为遮丑掩羞，不知多少”(60)。这还只是私下议论，无伤大雅；章太炎不一样，公开撰文抨击。1910年，流亡日本的革命家章太炎在《学林》第二册发表《与人论文书》，其中论及严、林文章：

并世所见，王闿运能尽雅，其次吴汝纶以下，有桐城马其昶为能尽俗(萧穆犹未能尽俗)，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复辞虽饬，气体比于制举，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纾视复又弥下，辞无涓选，精采杂污，而更浸润唐人小说之风。(61)

在尊崇魏晋文章的章太炎看来，林纾与严复的国学修养及古文写作，水平都不高，起码在同代人中不算优秀。这里有文派之争，牵涉章氏的学术立场；除此之外，也与太炎先生好作高论有关。

问题在于，辛亥革命成功，章太炎的声誉如日中天，弟子们纷纷进京任教。相形之下，历来对喜欢在文章中卖弄学问的“汉学”不以为然的林纾(62)，则显得日渐没落。在《与姚叔节书》中，林纾大谈如何“不容于大学”，尤其对“以挦扯为能，以饾饤为富”、“剽袭汉人余唾”的“庸妄钜子”大加讨伐(63)。几年后，在一则公开发表的书札中，林纾称此“好用奇字，袭取子书断句，以震炫愚昧之目”的“庸妄钜子”，其弟子沈君在大学堂讲《说文》(64)，这等于是不点名的点名。很明显，林纾是将自己的去职直接归咎于章太炎此前的批评。不能说这种怨怼没有任何道理(65)，但只是埋怨章太炎，将此学术史上的大转折解读为个人恩怨，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在林纾看来，前有“庸妄钜子”章太炎的恶毒攻击，后有“目不识丁，坏至十二分”的何燏时校长的昏庸裁断，自己才会被北京大学解聘。可实际上，导致林纾等老派人士去职的，是整个大的政治环境，以及教育制度的变化。说白了，林纾讲授古文的特长，如今已“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某种意义上，这一教育制度变革及思想文化演进的过程，林纾还曾积极参与其中。

1897年年底由友人魏瀚出资在福州刻版印行的《闽中新乐府》，是林纾的第一部诗集，内收新乐府诗29题32首，属于那个时代常见的提倡变法维新、救国自强的启蒙读物。其中多首涉及教育制度的反省，如《村先生》《兴女学》《知名士》等。《破蓝衫》之嘲笑八股文与科举制，尤其值得注意：“吁嗟乎！堂堂中国士如林，犬马宁无报国心？一篇制艺束双手，敌来相顾齐低首。”此诗篇以“救时良策在通变，岂抱文章长守株”结束(66)，显示了林纾的见识。虽系一介书生，且以教书及写作为业，但林纾很清楚国家的命运在于变革学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