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传授的现代命运(3)

唐代太监鱼朝恩(722-770)安史之乱后随唐玄宗出逃，侍奉太子李亨，颇得重用。永泰年间，代宗加封鱼朝恩判国子监事，兼光禄、鸿胪、礼宾等职，进封郑国公。朝恩既已贵显，乃学讲经为文，执《周易》升高座。宋理宗时权臣贾似道(1213-1275)多次以弃官相要挟，逼迫度宗不断给他封官加爵。贾除撰有《悦生堂随钞》及《促织经》外，还是个很有造诣的艺术鉴赏家。这两个都不算僻典，林纾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大概都能读懂。以判国子监(国子监最高长官)来影射北京大学校长，这很容易理解；而更贴切的“今典”是1922年年底及1923年初，蔡元培一直与北京政府抗争，1923年1月17日更是为抗议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与蹂躏人权，愤而辞职并立即离京。此事引起很大风波，报纸连篇累牍报道，可谓路人皆知。林纾可以不同意蔡元培的立场，但嘲笑他没有学问，且辞职是为了加官晋爵，这明显不入流。因为，按照那个时代的伦理道德及学术标准，这位前清翰林、留学德国多年、曾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的北大校长，无论如何是值得尊敬的。

这篇《续辨奸论》当初并没有引起关注，若蔡元培看了，必定还是那句话：“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林纾空有一腔卫道热情，可惜不太会说理，再加上喜欢骂人(33)，那就更是落了下风。用这种办法，不但打不倒蔡元培，反过来还伤害了自身。

三 “修身”抑或“古文辞”

在《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中，蔡元培反驳林纾关于北大主张“覆孔孟，铲伦常”的指责，称教员“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接下来，蔡校长软中带硬，反唇相讥：

譬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因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妇之夫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34)

这里的各学校，主要指向林纾在京师大学堂及北京大学的授课经历。

林纾之“主大学讲席”，分为前后两段：光绪三十二年八月至宣统元年十二月(1906年9月-1910年1月)任预科及师范馆“经学教习”，宣统二年正月至民国二年阴历三月(1910年2月-1913年4月)任分科大学“经文科教习”。不是林纾转行，而是大学堂在发展，第一批预科学生毕业后，酝酿已久的分科大学方才得以成立。其中文科大学设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两门，林纾于是得以专心讲授古文。只可惜好景不长，三年后，林纾便被正值风雨飘摇的北京大学解聘了。

主大学讲席七八年间，林纾有很多著述，但与教学密切相关的，主要是1916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修身讲义》，以及1913年6月起在《平报》连载，1916年由北京都门印书局刊行的《春觉斋论文》(35)。在现代大学教书，必然受制于学堂章程及课程设计，不是自家擅长什么就讲什么。这两种与职务密切相关的著述，毫无疑问，前者对应的是预科及师范馆的伦理课，后者则属于大学部的中国文学课。有趣的是，讲授时间在后的“论文”，发表却在《修身讲义》之前，隐约可见世人评价以及作者的自我定位。

林纾所编《修身讲义》分上下册，封面及书眉均有“师范学堂、中学校”字样，标明适用范围。撰于1915年的序言，对该书的编纂宗旨及讲授效果有完整的记述：

南皮张文襄公长学部时，令各校以儒先之言为广义，逐条阐发，以示学生。时余适应李公柳溪之聘，主大学预科及师范班讲席，取夏峰先生《理学宗传》中诸贤语录，诠释讲解，久之积而成帙。迨业毕，遂移文科讲古文辞，不再任此矣。窃谓集英俊之少年，与言陈旧之道学，闻者必倦。而讲台之上，亦恹恹以晷刻为长。践此席者，多不终而去。自余主讲三年，听者似无倦容。一日钟动罢讲，前席数人起而留余续讲。然则余之所言，果不令之生倦邪？后此又试之实业高等学堂，又试之五城中学堂，皆然。似乎此帙为可存矣。(36)

第一，此讲义除在京师大学堂预科及师范班讲授外，还在实业高等学堂、五城中学堂等使用；第二，作者认同明末清初理学大家孙奇逢(1584-1675)的讲学宗旨，同样“朱陆并举，以有益于身心性命者为宗”；第三，具体讲授时，选择孙纂《理学宗传》中诸贤语录，“逐条阐发，以示学生”；第四，因讲者对先贤之言体会深刻，表达生动，教学效果极佳，因此，才有必要在结束讲课多年后，刊行此讲义。

“伦理”作为新式学堂的必修课，小学、中学(及师范)、大学均有开设。查1902年颁布的《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及《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无论政科、艺科还是预备科，每年均必须开设伦理课，其教学目标是：“考求三代汉唐以来诸贤名理，宋元明国朝学案，暨外国名人言行，务以周知实践为归。”(37)具体到林纾任教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同样是伦理课排第一，不过四年教学任务略有分工：第一年“考中国名人言行”，第二年“考外国名人言行”，第三年“考历代学案，本朝圣训，以周知实践为主”，第四年“授以教修身之次序方法”(38)。这只是纸面文章，查当年坊间所刊各种伦理或修身的讲义，没有如此细致划分的。倒是林纾与蔡元培各自所编“修身讲义”在宗旨及体例上的巨大差异，值得认真辨析。

1910年2月商务印书馆刊行陆费逵所编“师范讲义”之《修身讲义》，版权页上有“山阴蔡元培编辑”之《中学修身教[科书]》的广告：“此书原本我国古圣贤道德之要旨，参取东西伦理学大家最新之学说，自修己，推及家族、社会、国家。秩序井然，有条不紊，说理精透，行文简亮，毫无枯寂干燥之弊，非寻常修身书所可比。”此时书尚未刊，两年后商务印书馆正式推出时，曾在1912年6月22日《民立报》刊登广告，措辞多有修订，删去了“自修己，推及家族、社会、国家，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以及“毫无枯寂干燥之弊，非寻常修身书所可比”，增加了“本书为山阴蔡先生留学德国时所著”，目的是说明此书为何能“熔中外于一冶”。至于结尾处的“出版后大受学界欢迎，原书分订五册，今重行修订，合订一册”，终于让我们明白，此乃旧书重刊。

这就说到了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的编纂及出版过程。因作者曾因言论大胆而被张之洞斥为“谬妄”，商务印书馆为稳妥起见，此书前三册1907年12月出版时署“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1908年3月刊行后两册，方才称“蔡振编”(39)。民国成立，蔡元培成了首任教育总长，1912年的订正本于是堂堂正正地标明“山阴蔡元培编辑”(40)。问题在于，蔡元培1907年6月10日随出使德国大臣孙宝琦启程赴德，此前三天，张元济已有信称：“修身书第一册稿本已收到，感谢无已。未去国以前，如有续成者，仍望见寄为祷。”(41)考虑到此书不久即公开刊行，其撰写与作者之“留学德国”其实关系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