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言之，新学既昌，旧学日就淹没，孰于故纸堆中觅取生活？然名为中国人，断无抛弃其国故而仍称国民者。仆承乏大学文科讲席，犹兢兢然日取《左》《国》《庄》《骚》《史》《汉》、八家之文，条分缕析，与同学言之。明知其不适于用，然亦所以存国故耳。(78)
可当有一天，人家告诉你，新学、旧学确实可以并存，古文也很有价值，只是不能像你那么教，应在“文学史”的框架中重新定位并阐释。现代大学所需要的，是知识渊博的学者，而非趣味高雅的文人——借用传统术语，那就是大学里的文学教授，开始从“文苑传”向“儒林传”转。如此大趋势，对于林纾等传统文人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
还有一点，时代变了，大学选教员，不是看古文水平高低，也不管你尊桐城还是崇六朝，关键是看“学术背景”。林纾的去职与北大的转型，二者间存在某种隐秘的关系。沈尹默谈及何燏时、胡仁源两任校长陆续引进朱希祖、沈尹默、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黄侃等章门弟子，理由是“太炎先生负重名，他的门生都已陆续从日本回国”(79)。老师声誉高，这固然好；但弟子们都是“陆续从日本回国”，这一点也很重要。稍为排列一下：朱希祖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史学专业；马裕藻1905年公派赴日，先入早稻田大学，后转东京帝国大学；沈兼士1905年自费东渡日本，入东京物理学校，同时拜入章太炎门下；黄侃1905年赴日避难、游学，师从正在日本举办国学讲习会的章太炎；钱玄同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习师范，1908年与鲁迅、黄侃等师从章太炎研究音韵训诂及《说文解字》；沈尹默1905年与其三弟兼士一起自费赴日，游学时间不长，也未正式注册(80)。如此履历，对于浙江老乡、同样留日的前后两任校长来说(81)，是很有诱惑力的。
其实，林纾很敏感，也了解时代风气的变化。人前捍卫古文尊严，似乎很自信；私下里教孩儿读书，也都充满困惑与挣扎。熟悉近代史事的人，大概都会记得这两个细节：1924年9月5日，林纾为擅长古文的四子林琮立下遗训：“琮子古文，万不可释手，将来必为世宝贵”；10月8日病情恶化，林纾以食指在林琮手上写道：“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82)第二天，一代文豪林纾与世长辞。
可现实生活中的林纾，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不断叮嘱孩儿学洋文。先看林纾如何提醒古文根基甚好的四儿林琮：“学生出洋，只有学坏，不能有益其性情，醇养其道德。然方今觅食，不由出洋进身，几于无可谋生。余为尔操心至矣。”(83)再看林纾给五儿林璐的信：
吾意以七成之功治洋文，以三成之功治汉文。汉文汝略略通顺矣。然今日要用在洋文，不在汉文。尔父读书到老，治古文三十年，今日竟无人齿及。汝能承吾志、守吾言者，当勉治洋文，将来始有啖饭之地。(84)
正如周作人所说，家训这种文体，“在一切著述中这总是比较诚实的”，因为“这是给自己的子女去看去做的”，不能唱高调，要近人情，单是“思想通达”还不够，还得“计算利害”(85)。个人可以坚持，但为了孩儿日后的生存，林纾竞要求他“七成之功治洋文”，如此委曲求全，对于这位不可一世的古文家来说，内心无疑十分悲苦。
从事后诸葛亮的立场，当初林纾与新文化人争得死去活来时，古文的地位实已岌岌可危，甚至到了一推就倒的地步。1898年开启的创办西式学堂热潮(重“实学”而轻“虚文”)、1903年《大学堂章程》所制定的文学教育方针(以“文学史”取代“文章源流”)、以及1905年的废除科举制度(“文章”不再是读书人谋生的基本技能)——这一系列天翻地覆的教育改革，已经注定了古文“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命运。只不过古文可以“载道”的最后一丝荣光，被新文化人毫不留情地摧毁，才使得林纾痛心疾首。
清末的开民智、办学堂，引领了整个转型时代的风气。林纾是意识到这一点的，且积极投身其中。但历史大潮汹涌，不久便转过来，冲垮了第一代启蒙者立足的根基。这种在新旧夹缝中苦苦挣扎的两难处境，包括其犹豫、忧伤与困惑，以及日渐落寞的身影，很值得后来者深切同情。某种意义上，转型时代读书人的心境、学养与情怀，比起此前此后的“政治正确”来，更为真挚，也更可爱。
最后，还是得回到林纾念兹在兹的古文的现代命运。世人谈及林纾之捍卫古文，或彻底贬斥，或极力表彰。但有趣的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林纾在文学史上的真正贡献，不在桐城古文的复兴，而是西洋小说的引进。这一点，林纾去世一个月后，新文化人郑振铎撰写了初刊《小说月报》第15卷11号的《林琴南先生》，就已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此后九十年，“林译小说研究”始终是中外学界的热门话题，且不时有精彩论述出现(86)。这里换一个角度，谈论林纾翻译及创作小说的经验，如何反过来促成了古文的自我改造与更新。
桐城名家马其昶为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作序，开篇即称道：“今之治古文者稀矣，畏庐先生最推为老宿。其传译稗官杂说遍天下，顾其所自为者，则矜慎敛遏，一根诸性情。劬学不倦，其于史汉及唐宋大家文，诵之数十年，说其义，玩其辞，醰醰乎其有味也。”(87)表面上好话说尽，可你要是熟悉桐城文家的思路及语汇，这表扬之中(从“传译稗官杂说”入手)，其实包含着某种贬抑。马序无意中说出了林纾的古文为何名气那么大，一是凭借翻译小说积累的声望，二是用小说家的趣味来经营古文。从传统古文家的眼光看，林纾的古文并不纯粹；可正是这种夹杂着小说笔调，使得林纾的古文别有洞天。
除了众所周知的林译小说，林纾还自撰长篇小说五种——《剑腥录》(1913)、《金陵秋》(1914)、《劫外昙花》(1915)、《冤海灵光》(1915)、《巾帼阳秋》(1917)，以及短篇小说(笔记)集五种——《践卓翁小说》(1913-1917)、《技击余闻》(1914)、《铁笛亭琐记》(1916)、《畏庐笔记》(1917)、《蠡叟丛谈》(1920)。这些创作，除了自身业绩，更是大大拓展了古文的表现空间。这一点，先贤早有论述。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表扬林译小说，称“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88)；1932年，鲁迅给增田涉写信，谈及早年翻译《域外小说集》的背景：“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89)到了1964年初刊《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的《林纾的翻译》，钱锺书对林纾的“古文”做了精彩的辨析，称若严格遵守桐城古文的清规戒律，根本就无法翻译；林纾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的译笔违背和破坏了他亲手制定的‘古文’规律”：
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宽大。(90)
本文标题：古文传授的现代命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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