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传授的现代命运

内容提要：在林纾看来，前有章太炎的恶毒攻击，后有何燏时校长的昏庸裁断，自己才会被北京大学解聘。可实际上，导致林纾等老派人士去职的，是整个大的政治环境，以及教育制度的变化。清末的开民智、办学堂，引领了整个转型时代的风气。林纾是意识到这一点的，且积极投身其中。但历史大潮汹涌，不久便转过来，冲垮了第一代启蒙者立足的根基。这种在新旧夹缝中苦苦挣扎的两难处境，包括其犹豫、忧伤与困惑，以及日渐落寞的身影，很值得后来者深切同情。

作者简介：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

作为早期北大的教员，林纾当初的热情投入，中间的突遭解聘①，后期的积怨成仇，都有深厚的教育史及思想史背景，而不仅仅是偶发事件。本文从“大学教员”的角度，讨论林纾与京师大学堂及北京大学的历史渊源、个人恩怨以及冲突的历史必然性，希望借此凸显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及教育的艰难转型。

一 “至死必伸其说”

离开北大教席六年之后，林纾以一篇备受争议的《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而“名扬青史”——日后凡谈论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无论如何都绕不开这个自己找上门来的靶子。此文的中心论点，第一，批“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者乃“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第二，反对“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强调“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②。其实，此类不合时宜的卫道之语，进入民国以后，林纾经常提及。被解聘前不久，林纾为北大第一届文科毕业生写序，已在感叹欧风东渐，“俗士以古文为朽败”，因而导致“中华数千年文字光气”日渐暗淡，呼吁诸君“力延古文之一线，使不至于颠坠”③。至于1917年在天津《大公报》及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的《论古文之不宜废》，态度依然很好：“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④你谈你的新文化，我爱我的旧道德，本可以相安无事的。即便《新青年》上的《复王敬轩书》有所冒犯，也不是特别严重。直到这篇《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以及蔡元培的《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出现，林纾与新文化人的冲突才全面升级。因蔡元培的辩驳有理有据，不愠不火，且提出了日后广为传扬的“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⑤，这两封立场针锋相对的公开信于是格外有名，任何一位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北京大学校史或“大学精神”的学者，都不会轻易放过。

1919年3月18日，林纾在北京的《公言报》上发表《致蔡鹤卿太史书》，五天后，又在同一个报纸刊出“劝孝白话道情”。只见老道挟鼓板上，说唱起《闵子骞芦花故事》，引言部分乃夫子自道：

报界纷纷骂老林，说他泥古不通今。谁知劝孝歌儿出，能尽人间孝子心。咳！倒霉一个蠡叟，替孔子声明，却像犯了十恶大罪；又替伦常辩护，有似定下不赦死刑。我想报界诸君，未必不明白，到此只是不骂骂咧咧，报阑中却没有材料，要是支支节节答应，我倒没有工夫。今定下老主意，拼着一副厚脸皮，两个聋耳朵，以半年工夫，听汝讨战，只挑上免战牌，汝总有没趣时候。⑥

真是好谐谑的老顽童，值此论战的关键时刻，还有心思开这样的玩笑。民国初年，林纾曾在《平报》上连载《讽谕新乐府》，讥时事，骂政府，痛快淋漓⑦；那时既无人认领，也没人干涉。可这回不一样，林纾明显低估了此次论战的严重性，即便你高挂“免战牌”，其后续影响也不是一年半载就能消解的。

但到此为止，还是君子之争，无伤大雅。林纾的失策之处在于，不该在这个节骨眼上撰写并发表影射小说《荆生》与《妖梦》。如此授人以柄，难怪日后谈及这段历史，林纾明显落了下风——还不是对方人多势众，也不是新学理直气壮，而是此等指桑骂槐的“小动作”，不入高人眼。小说的事暂且按下不表，先说这位好谐谑的老先生，为何这个时候要跳出来，让正感到寂寞的新文化人有一个鲜活的靶子，可以畅快淋漓地集中火力猛攻？

如此提问，是因当初中国政界、学界及文坛，比林纾位子高、资格老、名气大的还有好多，怎么会轮到林纾来独挑重任，替“旧文化”出头呢？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称：

然纾初年能以古文辞译欧美小说，风动一时；信足为中国文学别辟蹊径。独不晓时变，姝姝守一先生之言；力持唐宋，以与崇魏晋之章炳麟争；继又持古文，以与倡今文学之胡适争；丛举世之诟尤，不以为悔！殆所谓“俗士可与虑常”者耶？⑧

这句“丛举世之诟尤，不以为悔”，很能说明林纾的性格。文化立场与林纾接近的严复⑨，虽也看不上北大陈、胡“文白合一”的主张，但懒得跟他们争。因为，在他看来：

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⑩

让见多识广的严复跌破眼镜的是，陈、胡之说并没有如春鸟秋虫自鸣自止，日后竟成了现代中国的主流论述。虽然判断不准，但严复深藏不露，不与后生争锋，避免成为新文化人的论敌，乃明智之举。至于另一位老友姚永概，也对林纾的“好辩”不以为然，故林纾《惜宜轩文集序》才有“吾友桐城姚君叔节恒以余为任气而好辩”的说法(11)。别人对新文化不以为然，只是腹诽或私下议论，为何独独林纾跳出来叫阵？除了《冷红生传》所说的林纾性格“木强多怒”(12)，以及《林琴南再答蔡鹤卿书》所说的“公遇难不变其操，弟亦至死必伸其说”，林纾之“拼我残年，极力卫道”(13)，应该还有别的缘故。

这里最为关键的，还是六年前被北大解聘的心结尚未解开。相对于陈、胡等后生小子，他是北大的老前辈，在这所大学工作了将近十年，有其自尊与自信。基于自家的政治及文化立场，林纾对北京大学另有想象与期待。也正因此，当听到社会上不少关于这所大学的风言风语时，林纾自以为有责任替北大“纠偏”，于是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公私兼顾，说了一些情绪性的话。这一心情，给蔡元培写第一信时已有表露，而在《林琴南再答蔡鹤卿书》中说得更清楚：

弟辞大学九年矣，然甚盼大学之得人。公来主持甚善。顾比年以来，恶声盈耳，至使人难忍，因于答书中孟浪进言。至于传闻失实，弟拾以为言，不无过听，幸公恕之。然尚有关白者：弟近著《蠡叟丛谈》，近亦编白话新乐府，专以抨击人之有禽兽行者，与大学讲师无涉，公不必怀疑。(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