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传授的现代命运(6)

甲午战败，改革教育制度的呼声日高。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广开学校(67)；同年7月，山西巡抚胡聘之要求变通书院(68)。一反省新式学堂之得失，一提倡旧式书院的改造，共同目标是培养具备“真才实学”、能够“共济时艰”的“有用之才”；具体策略是加强“天算格致农务兵事”等西学课程，而摒弃“溺志词章”这一中国旧式教育的通病。日后的创建京师大学堂等，大致依此路径。

改革旧的学制，引进西式学堂，这是那个时代开明人士(包含封疆大吏)的最大共识。因此，即便康梁变法失败，京师大学堂照样成立，学制变革仍在推进。这一历史潮流，毫无疑问，林纾是认可的。在1907年所撰《〈爱国二童子传〉达旨》中，有这么一段：

强国者何恃？曰恃学。恃学生。恃学生之有志于国。尤恃学生人人之精实业。……今日学堂，几遍十八省，试问商业学堂有几也？农业学堂有几也？工业学堂有几也？医业学堂有几也？朝廷之取士，非学法政者不能第上上，则已视实业为贱品。中国结习，人非得官不贵，不能不随风气而趋。(69)

中间省略部分，是论证过去读书人苦攻八股，学的是宰相之业；如今八股消停，则转而专力于法政，“法政又近宰相之实业矣”。在林纾看来，只有学生们愿意攻读实业，才是国家之福。因此，“吾但留一日之命，即一日泣血以告天下之学生请治实业以自振”(70)。此文很有时代气息，也很能显示林纾的眼界与胸襟，故曾被郑振铎选入1937年生活书店版《晚清文选》。

可也正因为新式学堂注重“实业教育”，这一时代潮流，促使林纾等传统文人日渐边缘化。因张之洞、张百熙等人的努力，“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终于得到了部分落实，大学堂里设立“中国文学”科目乃至学门。查1903年颁布的《大学堂章程》，在“文学科大学”里专设“中国文学门”，主要课程包括“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西国文学史”等十六种。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要求讲授“西国文学史”，以及提醒教员“历代文章源流”一课的讲授，应以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为范本。此前讲授词章之学，着眼于技能训练，故以吟诵、品味、模拟、创作为中心；如今改为文学史，主要是一种知识传授，并不要求配合写作练习。诗文一事，虽说“诵读既多，必然能作”；但新式学堂排斥吟诗作文，将文学教育的重任主要交给了“文学史”，这已经注定了林纾等古文家在现代大学迅速没落的命运(71)。

现代大学设置很多专业，“中国文学”只是其中一课程、科目或学门；即便专研“中国文学”，也并非只学“古文”，还有诗词、小说、戏曲乃至外国文学等可供选择。退一万步，特别青睐“古文”者，也不一定对林纾的教学方式感兴趣。这就说到了林纾等桐城文家教学的长与短——长于体味、鉴赏、模仿，而短于视野、考辨、阐释。无论选本及评点，还是《春觉斋论文》《韩柳文研究法》《文微》等，林纾编撰的诸多涉及古文的书籍，均有此特点。不要说版本及考证，单是文章源流的辨析，陈衍的功力也在林纾之上——《石遗室论文》中若干重要论述，经由弟子陈柱《中国散文史》的传播，日后在学术史上留下了印记。林纾《春觉斋论文》的精彩之处，在于“应知八则”、“论文十六忌”、“用笔八则”等，至于“流别论”则没有什么高明的见解。正如舒芜所说，林著“对散文技巧的研求，一些个别论点，今天也还有可以借鉴的”，但“形式主义的烦琐，马二先生式的鄙陋，例如津津乐道归有光、姚鼐的圈点之妙之类”，实在不敢恭维(72)。这半个世纪前的评述，虽稍嫌苛刻，但大致判断准确。与此相近的，还有黄霖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中的评价：“林纾的文论著作，虽有综合前人之功，条分缕析之力和不乏真知灼见之处，终因缺乏一种恢弘气象和新的理论开拓，故难免给人以陈腐、琐碎的感觉。”(73)

这不全然是才气问题，首先是工作目标的设定。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时，在序言中含沙射影，批驳那些主张“古文宜从小学入手”或作文“时时复搀入东人之新名词”者(暗讽章太炎及梁启超)，而后极力推荐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下面这段话，前半指向姚鼐，后半更像是自我表白：

鄙意总集之选，颇不易易，必其人能文，深知文中之甘苦，而又能言其甘苦者。则每篇之上，所点醒处，均古人之脉络筋节；或断或续，或伏或应，一经指示，读者豁然。(74)

虽说熟读韩文(75)，沉潜把玩，深思有得；而真正作文时，林纾追摹的是桐城文派。在林纾眼中，桐城古文“取径端而立言正”，而“天下文章，务衷于正轨”(76)。严整、干净、不枝蔓、无芜辞，这确实是桐城及林纾文章的特点，可过分循规蹈矩的结果是文章干瘪，缺乏生气。若连姚鼐装点门面的“考据”，以及曾国藩竭力引进的“经济”都不要了，只剩下那并不怎么高明的“义理”，和若干琐琐碎碎的技法(“辞章”)，这古文是没有出路的。

要说学作古文，林纾不避琐碎，肯说多余话，循循善诱，确实能使“读者豁然”。虽说无法深入堂奥，但毕竟引路有功，这或许是教书匠的宿命。1916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浅深递进国文读本》，很能显示林纾的特点——此书精选历代古文78篇，依原题重作一浅一深两篇，供学习参考用。可以这么说，教人学写古文，林纾很用心，也很有一套。问题在于，科举制度已经废除，而大学里讲授中国文辞的，重学养而轻技巧，不再以模拟写作为目标。在新的教学体系中，林纾的才华派不上用场。对比早年北大的四部文学史讲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林纾的《春觉斋论文》、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除了学派(前两者推崇六朝，后两者独尊唐宋)，还有就是：

前者学养丰厚，后者体会深入，本该各有千秋。可为何前者一路凯歌，而后者兵败如山倒？除了时局的变迁、人事的集合，更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六朝的文章趣味与其时刚传入的西方文学观念比较容易会通；一是朴学家的思路与作为大学课程兼著述体例的“文学史”比较容易契合。因而，此后几十年的“中国文学史学”，走的基本上是刘、黄而不是林、姚的路子。(77)

专业化教育的大趋势，使得即便讲授“中国文学”，注重的也是文学史的演进脉络，而不是具体的写作技巧。这么一来，大学堂里的位置，“文章家”必定逐渐被“学问家”所取代，这对林纾等古文家的打击是致命的。

1911年，上海国学扶轮社刊行《文科大辞典》，林纾为其撰序言，对借古文存国故仍有强烈的自信：